石亨这个人，如果让我评价他，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奸臣，如果给他找一个同类项的话，林彪很合适，这样说，大家应该对这个人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
石亨出身军户，父亲石宽曾任宽河卫指挥佥事，在抵御蒙古部落的战斗中战死。按照明制，石亨承袭父职，补入大同卫任职。他自幼习武，弓马娴熟，颇有胆识，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
宣德九年（1434年），蒙古兀良哈部入侵大宁卫，石亨随总兵官朱冕出征。两军对垒时，兀良哈骑兵凭借机动性优势来回冲杀，明军渐渐抵挡不住。危急时刻，石亨单骑冲出，手持长槊直扑敌阵，连挑三名敌将落马。明军士气大振，紧随其后发起冲锋，最终击溃兀良哈部。此战后，石亨因功升为都指挥佥事。
正统初年，蒙古瓦剌部崛起，频繁侵扰明朝北方边境。正统六年（1441年），石亨随都督佥事王骥出征麓川，他率部攻克马鞍山营寨，生擒麓川叛军将领思任发的弟弟思罗，再立战功，晋升为都指挥同知。正统九年（1444年），瓦剌骑兵入侵延绥，石亨率军驰援，在红城子设伏，大败瓦剌军，缴获战马千余匹。此战过后，他被擢升为都督佥事，佩镇朔将军印，镇守大同，成为明朝北方边境的重要将领。
此时的石亨，虽已身居高位，仍保持着尽忠报国的初心。他亲自巡查防务，加固城墙，训练士卒，还时常深入边境村落，了解民情，深得士兵和当地百姓当地百姓敬重。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入侵明朝。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大同守将宋瑛、朱冕率军迎战，在阳和口遭遇惨败，二人战死，大同危在旦夕。
消息传到北京，宦官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英宗不顾朝臣反对，仓促集结五十万大军（实际约二十万），任命石亨为先锋，随驾出征。石亨深知明军准备不足，劝英宗暂缓出兵，却被王振斥责为“畏敌怯战”。无奈之下，石亨只得率军随行。
明军行军途中，天降大雨，粮草不济，士兵疲惫不堪。王振为炫耀家乡，还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导致明军延误战机。八月中旬，明军抵达土木堡，被瓦剌军包围。石亨率部拼死抵抗，多次击退瓦剌军的进攻，但明军主力因指挥混乱，军心涣散，最终全线崩溃。英宗被俘，王振被乱军杀死，石亨在混战中奋力突围，身中数箭，侥幸逃回北京。
土木之变是明朝历史上的重大耻辱，五十余名朝廷重臣战死，二十万大军损失殆尽。石亨逃回北京后，跪在朝堂上请罪，声泪俱下。此时的北京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大臣提议南迁。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南迁，主张坚守北京，并得到了孙太后的支持。于谦向孙太后举荐石亨，称其“骁勇善战，可委以重任”。孙太后采纳于谦的建议，任命石亨为右都督，协助于谦整顿军备，抵御瓦剌军。
石亨感激于谦的知遇之恩，不遗余力的进行战备。他建议于谦调遣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沿海的备倭军，以及江北、北京各府的运粮军，火速驰援北京，充实明军兵力。同时，他亲自指导士兵操练，修复城防工事，制造火器，加强北京的防御能力。
十月，也先率领瓦剌军挟持英宗，兵临北京城下。石亨奉命镇守德胜门，与瓦剌军展开激战。他先派少量士兵出城诱敌，待瓦剌军进入明军的火器射程后，下令开火。明军的火炮、火铳齐发，瓦剌军伤亡惨重。随后，石亨亲率精锐骑兵出城追击，大败瓦剌军，斩杀瓦剌将领孛罗卯那孩。在西直门、彰义门等战场，石亨也多次率军驰援，协助其他将领击退瓦剌军。
北京保卫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瓦剌军屡战屡败，粮草耗尽，又听闻明朝各地援军将至，只得挟持英宗撤退。石亨率军追击，在清风店、固安等地再次击败瓦剌军队。战后，石亨因功被封为武清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北京保卫战后，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帝）即位，把被瓦剌俘虏的英宗尊为太上皇。景泰元年（1450年），也先释放了英宗。英宗回京后，被景泰帝安置在南宫，软禁起来。
景泰二年（1451年），石亨奉命镇守大同，抵御瓦剌军的再次入侵。他在大同任上，多次击败瓦剌军队，巩固了明朝的北方边境。景泰三年（1452年），景泰帝废黜英宗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石亨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景泰帝，这让景泰帝对他有所不满。
景泰四年（1453年），朱见济夭折，太子之位空缺。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另一派则支持景泰帝另立皇子。石亨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既不支持复立朱见深，也不主动提议另立皇子。他的态度引起了景泰帝的猜忌，景泰帝认为石亨“心怀二心”，开始逐渐疏远他。
景泰五年（1454年），石亨被御史弹劾在大同镇守期间“治军不严”。景泰帝借机将石亨召回北京，免去其大同总兵之职，改任京营总兵官，剥夺了他的地方兵权。石亨对此深感不满。他意识到，自己在景泰帝手下已难以得到重用，心中开始萌生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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