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这座充满烟火气的“天府之国”，如今街头巷尾弥漫着茶香与美食的诱人气息。宽窄巷子里，游客熙熙攘攘，尽情品尝着特色小吃，感受着悠闲惬意的慢生活；锦里古街华灯初上时，热闹非凡，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现代的繁华相互交融，让人沉醉其中。然而，很少有人知晓，这座看似岁月静好的城市，其历史却布满了残酷与沧桑的印记，曾三次被血色阴影无情笼罩。每一次的劫难，都如灭顶之灾般沉重，几乎将这座城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但令人惊叹的是，成都宛如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不死鸟，即便一次次被摧毁，也总能在废墟中重新崛起，将曾经的苦难化作滋养文化的深厚养分。
第一次噩梦：三国末年的兵荒马乱
三国时期，成都作为蜀汉的都城，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梦想。诸葛亮在这里殚精竭虑，为了兴复汉室，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百姓们虽然承受着繁重的赋税和兵役，但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这一切在公元263年被彻底打破。曹魏派遣钟会、邓艾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攻打蜀国，彼时的蜀汉后主刘禅瞬间慌了神，朝堂之上乱作一团。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刘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一是坚守成都，等待姜维率领的野战主力回援，先一举消灭邓艾的部队，再合兵与钟会展开决战；二是前往南中之地，凭借大将霍戈镇守的实力，组建割据政权，以求东山再起；三则是直接投降，放弃抵抗。刘禅犹豫不决，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挣扎。就在这时，大臣谯周站了出来，力劝刘禅投降，他声称这样可以保全百姓的性命。刘禅最终听信了谯周的建议，带着棺材，双手反绑，出城投降。就这样，曾经辉煌一时的蜀汉王朝宣告灭亡。
但投降并没有为成都带来和平与安宁。邓艾和钟会为了争夺灭蜀的功劳，彼此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逐渐激化。最终，两人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双双毙命。随着他们的死去，魏军瞬间失去了控制，犹如一群脱缰的野兽，在成都城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持续了长达数日之久。
这场浩劫中，蜀汉的众多将领和官员惨遭毒手。大将姜维及其全家被残忍杀害，姜维甚至被挖出内脏，死状极其惨烈；张翼被乱兵无情砍杀，倒在血泊之中；奉车都尉、大尚书卫继也未能幸免于难；庞德的儿子庞会，为报父仇，趁机带兵闯入关家府邸，将关氏一族满门抄斩，曾经威名赫赫的关羽家族就此覆灭；蒋琬的后代蒋显、蒋斌同样命丧此次兵乱。更令人痛心的是，魏军还闯入蜀汉后宫，对女眷们肆意掠夺、侮辱。刘禅的妃子李昭仪，不堪受辱，毅然选择自杀，以死扞卫自己的尊严。刘禅的长子、蜀汉太子刘璿也在混乱中被乱兵杀害。
史书上仅仅用“军众钞略，死丧狼籍”这简短的八个字，记录下了这场灾难。但我们不难想象当时那惨绝人寰的场景：成都的大街小巷堆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每一寸土地；房屋被大火焚烧，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百姓们四处奔逃，哭喊声、求饶声交织在一起，响彻整个城市，宛如人间地狱。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劝刘禅投降的谯周后来竟然被夸赞为“救了蜀国”的功臣。然而，事实却是百姓惨遭屠戮，官员命丧黄泉，皇室尊严扫地。所谓的“刘氏无虞”“一邦蒙赖”，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
第二次劫难：蒙古铁骑下的人间炼狱
时光流转，到了南宋末年，成都再次遭遇了灭顶之灾。在两宋时期，成都堪称全国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文化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时的成都，是当之无愧的印刷中心，与浙江、福建并称为全国三大印刷出版基地。宋太祖开宝四年，高品、张从信奉命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历经长达13年的艰辛努力，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才大功告成，这便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文苑英华》外，《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在四川刊行。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以及南宋时期眉州官刻的《宋蜀刻七史》，都代表了当时四川印刷业的高超水准。
经济的高度繁荣与先进的印刷技术，催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交子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让成都的经济更加蓬勃兴旺，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枢纽。
在文化领域，成都更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着名文臣张浚、虞允文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虞允文在采石矶战役中，临危受命，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担任宰相，为孝宗时期的清廉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着名理学大师，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其独特的心和理双重特色的宇宙论，为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同样学识渊博，自成一家，他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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