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成华大道的梧桐叶上还凝着露水，老陈已经踩着永久牌自行车穿过八里庄的铁路道口了。链条吱呀作响，惊飞了铁轨边啄食的麻雀，它们扑棱棱掠过红砖墙——那墙是红光厂的老围墙，砖缝里还嵌着"1958"的字样，是当年建厂时工人用钢钎凿下的印记。墙头上的野蔷薇正把花瓣舒展开来，沾着昨夜啤酒摊泼洒的泡沫，在晨光里泛着琥珀色的光，像极了厂里老档案里泛黄的奖状。
一、信箱厂的荣光
老陈的修车铺开在二仙桥路与圣灯路的夹角，铁皮棚子上爬满了牵牛花，门牌是手写的"陈师修车"，字迹被雨水泡得有些发胀，倒像极了他年轻时在红光厂写的黑板报标题。铺子门口总摆着个小马扎，街坊邻居路过时，会坐下来抽支烟，说些厂里的旧事。
"那时候谁要是能进773厂，提亲的能把门槛踏破！"说这话的是李大爷，退休前是无缝钢管厂的锻工，手上的老茧比核桃还硬。他说的773厂，就是红光电子管厂的代号——那些年东郊的保密厂都有三个名字，对外是信箱号，对内是代号，正式全称反倒少有人叫。李大爷年轻时托了三姑六婆的关系想去红光厂当学徒，最后还是因为"成分"不够硬被刷了下来，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
红光厂的神秘从信封上就能看出来。我小时候帮父亲寄信，地址栏必须写"成都106信箱3分箱"，若是胆敢写上"红光电子管厂"，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信封上盖着个鲜红的"查无此单位"。父亲总摸着我的头说："这是国家的秘密，咱们要守规矩。"后来才知道，厂里连工人工资里都藏着秘密——每月多加的五块钱保密费，领钱时要单独签字，谁要是对外说漏了嘴，轻则记过，重则开除。
那时的红光厂是东郊的"小王国"。厂里有自己的幼儿园，阿姨们都穿着蓝色工装，教孩子们唱《东方红》；有职工大学，父亲就在那里学的电子技术，课本上还印着"内部资料，严禁外传"；甚至有自己的医院，母亲生我的时候就在厂里医院，据说接生的医生是从上海调来的专家。最让人眼红的是家属区的苏式红楼，三层砖楼带着厨房卫生间，抽水马桶的拉绳一拽，"哗啦"一声，惊得隔壁平房的王婆婆直咂舌——她家那时还在用"桶子"，每天早上等着农民来"倒桶子"。
张嬢嬢当年是厂里的打字员，她总说1965年更名那天最热闹。"全厂职工在广场集合，听厂长宣读文件，把'成都电子管厂'改成'国营红光电子管厂'，红布一揭，鞭炮响得震耳朵！"她边说边比划，手指在空中划出红布揭开的弧线，"那天食堂杀了两头猪，每个职工发了二两白酒，连家属区的小孩都分到了水果糖。"
厂里的俱乐部是最热闹的地方。每到周末，露天电影的白色幕布一挂，全家属区的人都搬着小板凳来占位。放《地道战》那天，我挤在第一排，被鬼子的台词吓得钻到父亲怀里，他却笑得直拍大腿："傻小子，这都是厂里宣传队演的！"后来才知道，那些"鬼子"都是车间里的老师傅，白天在车床前挥汗如雨，晚上在舞台上装腔作势，卸妆时脸上的油彩都混着机油。
澡堂的蒸汽里藏着多少笑声啊。男人们下班后揣着肥皂盒往澡堂冲，热水管"哗哗"地淌，搓澡声、谈笑声混在一起，比车间的机器声还热闹。王师傅总爱占最里面的喷头，边搓澡边讲他年轻时的事："苏联专家教我们磨刀具，先用粗砂轮开刃，再用细油石抛光，就像咱们洗澡，先冲净泥垢，再打肥皂......"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泼来的一捧热水打断，澡堂里顿时炸开了锅，水花溅在瓷砖上，映出一片模糊的笑脸。
二、车间里的星辰
红光厂的车间是我童年的迷宫。父亲带我去上班时，要先在门卫室登记，挂着"访客"牌穿过三道铁门，每道门前都有解放军叔叔站岗，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车间里永远飘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像酒精混着松香，父亲说那是电子管的"气息"。
显像管车间是最神秘的地方。隔着厚厚的玻璃窗，能看见穿白大褂的工人戴着口罩手套，在亮得晃眼的灯光下操作。父亲说那是10万级洁净室，地上的水磨石能照见人影，连走路都要轻手轻脚。有次我忍不住碰了下玻璃窗，被巡逻的安全员看见了，父亲赶紧拉着我道歉，回来后严肃地说："这里的玻璃比黄金还贵，划一道痕，咱们半年工资都赔不起。"
厂里的设备都是宝贝。1959年仿制苏联的示波管生产线投产那天，全厂放假半天。王师傅是那条线的组长，总爱跟我讲他当年的荣耀："第一只示波管亮起来的时候，蓝幽幽的光把车间照得跟白天一样，厂长握着我的手，眼泪都下来了——那是咱们自己造的第一只精密电子管啊！"后来我在东郊记忆的陈列馆里，真见到了那种示波管，玻璃壳上还留着淡淡的指痕，像谁当年小心翼翼抚摸过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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