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师傅的工具包是车间里的传奇。黑色牛皮做的，边角磨得发亮，里面装着二十多件家伙，从最小的螺丝刀到特制的扳手，每件都刻着他的名字。1978年厂里搞技术比武，他就是靠着这套工具，用三个小时磨出了精度达0.01毫米的模具，比苏联专家的记录还快五分钟。退休那天，他把工具包传给徒弟小李，里面还藏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磨刀具要像养孩子，得有耐心"。
铁轨边的信号灯是孩子们的玩具。我们总爱蹲在道岔旁，看红色信号灯亮起来，再变成绿色，像玩魔术。有次被巡道工发现，把我们揪到保卫科，父亲来领我时，没打也没骂，只是说："这铁轨连着北京呢，出了岔子，国家都要受影响。"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一五计划"的故事，说红光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铁轨上跑的不只是设备，还有国家的希望。
车间里的笑声比机器声还响。王师傅磨刀具时哼着川剧，调门高得压过车床响；李师傅给零件钻孔时讲笑话，逗得女检验员直抹眼泪；连最严肃的车间主任，都会在中午吃饭时，从铝饭盒里掏出块腊肉分给学徒。父亲的饭盒里总装着母亲炒的回锅肉，他说车间里的规矩是"好菜要分着吃"，所以每次都多带些，用搪瓷缸分给同事。那些混着机油味的饭菜香，比任何山珍海味都让人踏实。
三、烟囱下的黄昏
红光厂的烟囱曾是东郊最高的地标，红砖砌成的筒身直插云霄，顶端总缭绕着淡淡的白烟，像支永远燃不尽的香烟。老工人们说，烟囱冒烟的时候，厂里就有生气；哪天烟停了，大家心里就发慌。
我父亲是厂里的电工，总带着我去锅炉房。老马师傅是烧锅炉的胖子，总戴着顶蓝布帽，见谁都笑："来啦？今天的蒸汽足得很！"他掌管着厂里的"能量心脏"——5000立方的煤气柜，2400立方米的氧气柜，还有1000立方米的氢气柜，这些庞然大物藏在厂区后面，像守护工厂的巨人。有次我问老马师傅怕不怕，他拍着胸脯说："这些家伙比我儿子还听话，按时吃饭（加煤），按时睡觉（停炉），乖得很！"
厂门口的哨兵岗亭是道独特的风景。哨兵穿着笔挺的军装，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对进出的人总要敬个礼。老工人们路过时，会下意识地挺胸抬头，像接受检阅的士兵。有次王婆婆带着孙子路过，小家伙学着哨兵敬礼，逗得哨兵忍不住笑，岗亭里的搪瓷缸都差点碰倒——那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是厂里奖励的先进个人奖品。
最难忘的是夏夜的厂区。下班后，男人们搬着竹椅坐在操场上，光着膀子摇着蒲扇，说些厂里的琐事。女人们端着洗衣盆去公用水龙头，肥皂泡顺着排水沟漂向远处，映着路灯的光，像串流动的珍珠。孩子们则在篮球架下追逐，惊起了趴在晾衣绳上的蜻蜓。烟囱在夜色里成了沉默的剪影，顶端的航标灯一闪一闪，倒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
九八年夏天，红光厂开始减产，烟囱冒烟的时间越来越短。有天夜里，我被父亲的叹息声惊醒，看见他站在窗前，望着漆黑的烟囱发呆。月光洒在他的背影上，竟比车间的机床还要沉默。后来烟囱彻底不冒烟了，拆的时候，好多老工人都来送行，有人摸着砖缝哭了，说那砖上还留着他们年轻时的手印——当年砌烟囱时，每人都在砖上摁了个手印，说要跟烟囱一起"为人民服务"。
如今烟囱的位置成了东郊记忆的观景台，保留了半截红砖烟囱作为装饰，上面爬满了绿植，倒像是给老烟囱戴了顶绿帽子。有次我带着父亲去逛，他站在烟囱下，指着砖缝里嵌着的小石子说："这是当年砌烟囱时，我跟你王伯伯偷偷塞进去的，说等老了就来看看谁的石子还在。"话音刚落，一群年轻人举着相机跑过来，对着烟囱拍照，镜头里，父亲的白发和红砖烟囱叠在一起，像幅新旧交织的画。
四、厂边的江湖
建设路的贸易公司是东郊的"奢侈品店"。玻璃柜台里摆着上海产的雪花膏，青岛的花布，还有凭票才能买的自行车。厂里发的布票，母亲总舍不得用，攒到过年才带我去扯块红布，做件新棉袄。售货员阿姨认得厂里的人，看见父亲的工装就笑着说："红光厂的？今天有紧俏的肥皂，给你留了两块。"
澡堂隔壁的理发店是个热闹去处。王师傅的推子比车间的机床还快，"咔咔"几下就剪好一个"工人头"。他总爱跟顾客打听厂里的事，剪着剪着就说："听说你们车间要涨工资了？"要是遇见厂里的先进工作者，他还会多剪两剪刀，说："给英雄剪得精神点！"镜子旁边挂着张老照片，是他年轻时给苏联专家理发的样子，那时他还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邮局的李大姐对106信箱的信件门儿清。每天上午十点，她都会把盖着"成都106"邮戳的信分好，用红绳捆成捆，等着厂里的通讯员来取。有次我替父亲寄信，她看了地址就说："3分箱是检验科的吧？张科长的信昨天刚寄走。"她的抽屉里总放着块橡皮，专门用来修改写错信箱号的地址，橡皮上的字都被磨平了，却比任何公章都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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