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多人的历史带着游牧民族的流动感。古代吐蕃时期，这里是游牧部落的牧场，那些逐水草而居的牧民，赶着牛羊在黄河九曲第一湾与松潘草原之间迁徙，帐篷的炊烟是草原上最灵动的坐标。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寺院成了他们文化的锚点。阿坝州的各莫寺、达扎寺，都是安多藏区的重要佛刹，寺里的僧人不仅会念经，还懂草原的气候规律——什么时候该迁徙，什么时候该打草，他们的经筒转着转着，就把生存的智慧也转了进去。各莫寺的大经堂里，有一幅巨大的《时轮金刚坛城》唐卡，画师用金线勾勒出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安多老人说，看着唐卡上的星宿位置，就知道该给羊群剪毛还是该往南迁徙了。
和嘉绒、康巴藏族比，安多人的生活更“接地气”。他们的帐篷是用牦牛毛织的“黑帐”，经纬交错的毛线上还留着牦牛的体温，下雨时毛纤维遇水膨胀，能密不透风地挡住雨水；晴天时阳光透过缝隙洒进来，在地上织出细碎的光斑。拆开帐篷时，男人用腰绳将帐布捆成紧实的包袱，一头牦牛就能驮着全家家当赶路——锅碗瓢盆在包袱里叮当作响，像一首流动的歌谣。女人的“安多藏袍”更宽大，袖口和下摆镶着红、绿、蓝三色氆氇，那是草原上最鲜艳的色彩。平时袖子甩在身后，像两只展开的翅膀；冷了就把身子裹紧，下摆拽到膝盖，露出里面的彩绸衬里；骑马时干脆把下摆掖进腰带，露出结实的皮靴，跑起来风从袍子里穿过，呼呼作响。
安多人的一天是跟着太阳走的。天刚蒙蒙亮，女主人就会掀开帐帘，用铜瓢从河边舀回第一桶水，在三脚架上支起铜锅。酥油茶要打够108下——这个数字源自藏传佛教的念珠，打茶的木棍上缠着红布条，每打一下，布条就在空中画个圈，像在给新的一天祈福。男主人则牵着最壮的公牛去放马，马群在晨雾里像一团团移动的黑云，他会对着东方的第一缕阳光撒一把青稞，嘴里念着：“太阳出来了，草要长，羊要肥。”
草原上的“拉伊”情歌是安多人的灵魂。不像康定情歌那般缠绵，他们的调子拉得又高又长，能顺着风飘出十几里地。年轻男女在放牧时隔着草坡对唱，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草原的坦荡：“你的帐篷像白莲花，我的马绳想拴住它；你的歌声比百灵脆，我的心跟着跑断腿。”唱到动情处，小伙子会摘下腰间的“鹰笛”，用鹰的翅骨做成的笛子吹起呜咽的调子，笛声能把远处的姑娘引过来，两人坐在野花丛中，把名字刻在同一块石头上。
每年夏天，若尔盖的“雅敦节”是安多人的狂欢。“雅敦”意为“夏日盛宴”，草原上会搭起数百顶帐篷，像突然冒出的一片白色蘑菇。最热闹的是“赛马会”，但安多的赛马不像康巴那样追求速度，而是比“马技”——骑手要在马背上做“拾哈达”“倒挂金钩”的动作，还要边骑马边唱拉伊，歌声不跑调、动作不变形才算赢。姑娘们则聚在帐篷前“赛绣”，她们的“邦典”围裙上要绣满格桑花、雪莲花、雄鹰，谁的针脚最密、颜色最艳，谁就能得到老人们的“哈达祝福”。
安多人对信仰的表达带着游牧的洒脱。他们的玛尼堆不像卫藏那般规整，石头是随手从河边捡的，有圆的、扁的、带花纹的，只要刻上六字真言就堆在路边，路过的人都会添一块石头，让玛尼堆像草原一样慢慢生长。经幡也不是刻意挂的，风把布吹到哪里，就在哪里系上——树梢、桥墩、甚至牛角上，都可能飘着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的经幡，那是天空、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的象征，风每吹动一次，就等于念了一遍经文。
阿坝县的郎依寺是安多藏区的苯教圣地，寺里的法事充满神秘色彩。每年农历六月，“祭山节”上，喇嘛们会头戴用彩布和牦牛毛做的“面具”，面具上画着山神的眼睛和獠牙，跳着模仿牦牛奔跑、雄鹰飞翔的“神舞”。他们的舞步沉重而有力，每一步都踩在鼓点上，仿佛在唤醒沉睡的山神。广场上的信徒们捧着青稞酒，等喇嘛跳完舞，就将酒洒向天空，酒珠在阳光下像碎金一样落下，据说这样能让山神闻到酒香，保佑草原不遭冰雹。
安多人与草原的生灵有着天生的默契。他们从不随意猎杀飞鸟，说“鸟是天的使者”；也不轻易砍伐活树，认为“树里住着山神的孩子”。冬天雪大时，他们会在帐篷周围撒盐巴，吸引饥饿的黄羊来觅食；春天母鹿产崽时，放牧的人会绕着鹿群走，不打扰它们的安宁。有个老牧民说：“草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让她疼。”
如今，安多人的生活里多了些新东西——摩托车代替了部分马队，太阳能板在帐篷顶上闪闪发光，年轻人用手机直播草原的日出。但当夕阳西下，他们依然会在帐篷前点燃牛粪火，老人给孩子讲“格萨尔王赛马夺魁”的故事，火苗在他们脸上跳着，像在重复着千百年的时光。草原上的风还是那么长，吹过经幡，吹过马头琴，吹过安多人的歌声，把游牧的诗意，吹向更远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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