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通人的吊脚楼是建筑史上的“混血儿”。一半建在河岸的石崖上，用粗壮的木柱支撑，一半悬在水面，底下能停船，这是巴蜀汉族“干栏式”民居的智慧；屋顶却覆盖着藏式的青石板，石板压着石块，能抵御河谷的狂风；二楼的“经堂”里供着藏传佛教的佛像，一楼的“灶房”里却贴着汉族的“灶王爷”画像。最妙的是窗户：朝河的一面是方形的“船窗”，方便观察河水涨落；朝山的一面是圆形的“月亮窗”，据说能让山神看到屋里的动静。
大渡河上的“羊皮筏子”是鱼通人的骄傲。这种用12张羊皮扎成的筏子，是吐蕃的技艺，却被鱼通人改良：他们用巴蜀的楠木做筏架，更轻便耐用；在筏子的边缘绑上红布条，既是藏族的祈福，又能让远处的船只看清位置。放筏的鱼通人有句口诀：“见红（礁石）不躲，见白（浪花）不慌”，说的是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们的“放筏歌”一半是藏语，一半是四川话：“大渡河，弯又弯，藏家的筏子汉家的帆，顺风顺水到雅安。”
鱼通人的饮食是一场汉藏“联欢会”。清晨的厨房，铜壶里的酥油茶咕嘟作响，旁边的陶罐里泡着四川泡菜，酸香和奶香缠在一起。女主人会用藏式的铜瓢舀酥油茶，却用四川的豆瓣酱炒腊肉，说：“酥油茶暖身子，辣椒提精神，两样都不能少。”他们的“鱼通饼”最有特色：用青稞面和小麦面混合，包上酥油和花椒叶，在铁鏊上烙得金黄，咬一口，既有藏地的酥香，又有四川的麻味。
每年端午节的“抢鸭子”是鱼通人最热闹的节日。这个源自汉族的习俗，被鱼通人赋予了藏式的意义：他们会在大渡河上放108只鸭子（对应藏传佛教的念珠），抢到鸭子的人要把鸭毛插在帽子上，说能“辟邪”。比赛时，藏式的羊皮筏子和汉族的木船一起冲向鸭子，筏子上的人用藏语喊加油，船上的人用四川话回应，笑声和水声混在一起，像一首欢快的交响乐。
鱼通人的信仰像大渡河的水，兼容并蓄。他们既去藏传佛教的“鱼通寺”转经，也去汉族的“龙王庙”烧香。寺里的喇嘛会用藏语念经，却能看懂汉文的“治水经”；龙王庙的道士会画汉族的符，却知道藏语的“六字真言”。每年农历三月，他们会举行“祭河神”仪式：在河边搭起祭坛，左边摆酥油花，右边放猪肉，喇嘛和道士一起诵经，男人们撒青稞，女人们扔花瓣，祈求“河水不涨，船只平安”。
如今的大渡河上，桥梁取代了筏子，吊脚楼改成了观景客栈，但鱼通人的生活里，依然藏着老规矩。“王大叔”是泸定最后一个会扎羊皮筏子的人，他的儿子在客栈里开了“鱼通美食直播”，镜头里，王大叔用藏语讲解扎筏子的技巧，儿子用四川话翻译，桌上摆着酥油茶和泡菜。有游客问：“你们到底是藏族还是汉族？”王大叔笑着指了指大渡河：“河有两岸，我们在中间，都是一家人。”
暮色中的大渡河谷，吊脚楼的灯光亮了，经堂里的酥油灯也亮了，两种光在河面上交融。鱼通人说，这是大渡河的恩赐——让他们在两种文化里，都找到了家的模样。
川西的藏族支系，就像大渡河、雅砻江、白河在高原上的流淌，同源却不同流，最终都汇入中华民族的江海。嘉绒的碉楼、康巴的马蹄、安多的牧歌、木雅的毡帽、鱼通的筏子，各自带着独特的印记，却都在诉说着同一个故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包容与坚守，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当雪山的阳光洒满河谷，当草原的风吹过帐篷，当大渡河的水拍打两岸，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分支，早已像格桑花一样，在川西藏地的土壤里，绽放出共同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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