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也是电视剧或者电影看多了，大多数的小说作者也把有钱买官这个过程简单化了。只要有钱，就直接用钱砸，然后那些卖官的还笑脸相迎。咱们仔细去分析一下，现不现实。
第一，你是求人办事，别人凭什么笑脸相迎？
第二，你们在干一件非法的事，凭什么觉得理所当然？
第三，送钱买官的多了去了，凭什么就你可以被选上？
捧着银子就能封官？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坊间传闻“有钱能使鬼推磨”，也常有人以为古代官场就是银子的买卖场。可实际上，历史上的买官远比传说复杂。银子确实是敲门砖，但只靠钱，根本进不了官场正门。比如明代洪武初年，朱元璋就严禁买官卖官，官员大多得靠科举出身、军功、荐举。等到明末财政困窘才迫不得已放开捐纳，但那也是有限额、有限期的，绝非“银子到位、官职到手”的简单逻辑。
更何况，官职背后是利益，是土地、税赋、徭役、兵权、司法权，不是随便能明码标价的商品。即便清代咸丰、同治时大卖官爵，那也只是在特定时局、军费告急、朝廷财政接近崩溃的背景下的权宜之计。买官能成事？得看时势、背景、门路，一个不对，钱花了，人进不去。
古代官场有严格的编制和名额限制，不是随便多出个官位就能卖出去。明代中叶的知县，全国不过一千三百来个，知府更只有二百余席。清代编制更加严谨，从京师到地方，各衙门、各部、各司、各府、各县全都按名额核定，不容随意增员。哪怕皇帝说要卖官收钱，也只是拿空出来的、因死亡、罢黜、调任产生的空缺出来售卖。
编制之外想“加塞”？除非有强大的势力在背后运作，硬塞进体制；否则，银子再多，也只能挂个虚衔，戴个顶戴花翎过过瘾，想掌印、想批公文、想收税断案，没门。
别被小说写的“一万两买个知州，五万两买个道台”给骗了。真实的银价远比这离谱得多，且肥缺价格层层抬高。以清代为例，康乾时期普通从五品县令标价三四万两起，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因银价波动、官场腐败严重，知府捐纳价往往在十万两以上，而像江南、两广、直隶这些富庶省份的知府价钱至少十五万两起步。
这些银子，按清中期市场银价换算，折合今天的购买力，相当于数亿人民币。大户商人或许勉强凑得出，但普通乡绅、暴发户根本不敢想。而且这只是“官价”，不包括京师打点、上下活动、路费饯行、地方接风、赠礼等隐性开销。
银子只是敲门砖，举荐、门第、党羽缺一不可。捧着银子找到“卖官的”，也别以为接下来就是走马上任。朝廷要审核资格——家世门第、操行名声、举荐背景都在考察之列。清代甚至有规定，捐纳官员需有京官、督抚、藩台或御史荐保，才予录用。
假如你是平头百姓，毫无根基，哪怕银子奉上，也会因无保举人、无士族身份、无政坛门路被排除在外。真正能买到“能当权”的官，大多是那些原本就有举人、贡生功名，或世家子弟借机“加封”的。银子是敲门砖，门第是通行证，举荐是通关符，三者缺一，寸步难行。
不是朝朝有市、年年开放，而是财政、战事、天灾等特殊情势下的临时举措。例如明朝嘉靖大旱、万历抗倭时一度放开捐纳；清朝咸丰为筹军费镇压太平军而大卖官爵；同治年间赈灾救荒也一度卖官筹银。这些捐纳窗口期极短，往往不到几年就封闭。
而一旦窗口期过去，朝廷即着手清理官场，“非法捐纳”一查到底。那些没背景、没靠山、只靠银子硬买上去的，很快成了清查整顿的牺牲品。钱花了，官丢了，甚至可能祸及家族。
即便银子到手、官职到手，真能安心当官吗？各地的宗族、士绅、豪强早已盘根错节，地方资源、税赋、徭役、盐铁矿业、漕运渠道都在他们掌控之中。一个买来的新官，想动地方的奶酪，轻则被排挤架空，重则被弹劾、构陷，搞不好命丧异乡。
比如清代乾隆年间，江南某富庶州城新上任知府因缺乏地方士绅支持，三个月内被地方大户联合弹劾，冠以“滥用刑名”“扰民害商”之罪，革职查办，家产抄没。地方豪强既是经济巨兽，也是政治保护伞，没有与之结盟或牵线搭桥，买来的官职反成祸害。
买官只是入场券，真正的支出才刚开始。历代官场都有“养官”的隐性规则。一个知府每年需向上司、督抚、布政使、京官各处“进孝敬”；地方绅商求事、讼案、税务、徭役都得送“谢礼”。这些礼金开销，远超俸禄。
再看俸银，一个五品知府一年实俸不过数十两，地方事务靠什么运转？靠“潜规则”运作的灰色收入。而没有门路、没有地方支援的买官者，光应付这些“潜规则”，就足以倾家荡产。买官后撑不住的人，比比皆是，买官成了自己埋下的财务深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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