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之所以为法律就是在于他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一旦个人逾越法律的界限，动用私刑去凭个人喜好断案，那不仅会造成大面积的冤假错案，而且会动摇整个社会的治理基础。
当然，在古代，如东厂、锦衣卫这类的无法机关还是有的，但是这些更多的还是服务于皇权。普通百姓之间，尤其一些小说主角，想以私刑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有点过于无法无天了。你不是替天行道，你是触犯法律。
在历史小说和穿越设定里，主角“劫富济贫”“当街打死恶霸”甚至“自建牢狱、私设刑堂”仿佛天经地义。但在真实历史中，这类行为大多被称为“私刑”、“自擅刑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唐律》《宋刑统》《大明律》等法典中都明确规定，凡“非官擅刑”，轻则杖责，重则充军、斩首。
中国古代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刑不得私”，即任何惩罚行为都必须由有法定权力的官府依律行之。民间即使遭受冤屈，也只能通过“呈诉”“鸣冤”等法定渠道解决，哪怕再愤怒，也不能以暴制暴。否则，不仅不能伸冤，反而会坐实“造乱”、“聚众斗殴”之名。
古代官府对“私设公堂”十分敏感，视为挑衅政权。在封建政体下，维护“独占刑罚权”是统治者的基本逻辑。如果百姓都能随意处置别人，那朝廷的法律、刑狱系统、地方官权威就形同虚设。因此，“私设公堂”不仅是犯法，更是政治挑衅。
例如明清两代，地方豪绅如自设家丁、堂审仆役、拷打乡人，即便原本是“清理门户”，也可能被参以“僭越律例”、“扰乱民安”。《清会典事例》规定：“凡百姓聚众断案，虽无伤命，仍治以私议之罪。”而朝廷对此类事尤其严打，“私审者即刑，听讼者即罪，群聚者连坐”。
哪怕是父母家主，对族人施刑也有限度。在某些穿越小说中，主角常常“当家作主”，随意抽打犯错下人或弟弟，这在真实历史中也不可能随便施为。古代虽有“家法”，但家主只能在礼仪范围内“家训”，不得施加严重刑罚。尤其“打死仆人”、“鞭打亲族”，都将受到官府严查。
例如《大明律》中明文写道：“家长笞杀妻妾仆婢者，拟以故杀论。”就是说哪怕是家主，动用致命私刑仍属杀人罪。到了清代，家长权力进一步收窄，州县衙门对“虐仆”“虐妻”的案子高度重视，尤其怕激起民怨，破坏宗族秩序。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律法中属于斗殴与越权。历史上并不鼓励普通人“行侠仗义”，因为这往往带来群体暴力事件。清律中写得很清楚，“凡聚众斗殴，不问主次，皆以斗者论”，就是说你哪怕是替人出头，只要动手，就要追责。私刑不因“正义”目的而合法，只有官府有执法资格。
而在宋代，地方治安混乱时，出现过民团维稳，但这种“义团”也需官府许可，编制在保甲制度或民壮体系之下。擅自组织打人拘人者，一律视为“私役私兵”，重罪追查。
私刑的本质是“僭越官权”，是对朝廷司法垄断的挑战。在宋代，如果乡绅擅审盗贼案件，哪怕断得再准，也必须交官；若先刑后报，就会被定“侵夺公职”之罪。明清时期更严格，连村长、保正、牌头也只能报案，不得施刑，哪怕打耳光都算越权。
《明律·刑律》有云：“凡非官私讯，杖六十。”即便你查得清、断得明，也不可越过“讼审职官”。这套逻辑体现了帝国体制对“司法合法性”的强调：只有官府说了算，其他人说了不算，谁都不准“僭用天子刑”。
有人设想，如果主角加入了县衙，就能随意拷打犯人逼口供。这也不合史实。唐宋明清的刑狱制度里，哪怕是捕快、司吏，拷打也需上报并备案，必须“奉刑部令”、“奉县丞批”，私刑者将以“擅刑重责”。
明清尤其严禁“刑讯逼供”，如有错判，主审官员需“抵命偿命”。着名的“狱讼冤案”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口供，而是因为“刑逼妄认”。比如《清实录》中记载：某县衙以夹棍逼供致死，事发后知县被罢黜，司吏流放，捕快斩首。
一些大族设有“义庄”，内部调解族中纷争，处理轻微财产或婚姻纠葛。但这种“义审”须限于“不涉刑命”、“不扰他人”、“不设刑罚”。若擅用杖刑、关押，官府必然严查。
清代浙江布政使衙门曾因嘉兴某族“义审”打死庶人，连坐当事三十余人。此案警示朝野，“义审者非狱讼也，不得涉私刑；私刑者即贼盗耳”。因此，哪怕你是大族族长、地方望族，也不能随便惩人，私审即坐实“非法”。
“挖地牢、挂锁链”是重罪。一些小说描写主角挖地牢囚禁仇人、关押盗贼等，其实古代法律对此极为敏感。《大清律》中有“私设牢狱”条款，明确指出：“凡私囚人者，处徒三年；致死者，以故杀论。”即便你抓的是通缉犯，没有官府命令，也不能关押，否则就成了“非法剥夺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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