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作者先天性的把权臣看成是皇帝的对立关系，他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权臣是权臣，只要是穿越，那权臣就是他的妨碍者，必须除掉他。
我们先捋一捋。除去一些年幼继位的皇帝，需要辅政大臣维持朝政。权臣之所以能做大，无关乎一下几种因素：
1.能力极强。历史上权臣都不是废柴，往往自身拥有极强的政治能力，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2.皇权允许。权臣做大，很大程度上和皇帝本身有关，有时候是皇帝本身的默许。
3.政治平衡。如果没有权臣在前，那么每天的御史言官就是直面皇帝，皇帝也烦。
最重要的是替代性，国家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你把权臣拿下去，总得有人能顶上来，国家治理一旦出现真空期，那混乱就会席卷而来。明朝首辅哪怕换的再多，也是有能持续性顶上的人。
很大程度上，权臣也是皇帝的同盟，皇帝也需要依靠权臣。
皇权再大，也无法“独自统治”。古代皇帝不是神，他没有分身术，也不能亲自管天下千万人口的吃喝拉撒。庞大的国家机器必须靠一整套行政体系来运转，而权臣，就是那条权力链上的关键节点。
魏征、姚崇、张居正、李德裕，哪一个不是一朝之柱石？皇帝再英明，也需要有人来具体执行政策、管理朝政、调和派系。没有权臣，皇帝就得事必躬亲，最后被政务压垮。
想象一个皇帝既当CEO又当财务、人事、仓库管理员，还得巡边打仗，除了累死，就是乱政。真正聪明的皇帝，是用权臣来分担权力，而不是想着“一个人玩通关”。
皇帝最怕的，不是权臣强，而是权臣不忠。皇帝不怕权臣手握大权，怕的是权臣有了独立意志、拉起小团体，甚至想着“取而代之”。所以他忌惮的，不是权臣本身，而是权臣脱离控制的那一刻。
曹操再专权，也不敢称帝，是因为他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边界；王莽再能干，也因野心过大走向篡位。皇帝与权臣的关系，就像驯兽师与猛虎，合作得好，虎能震慑百兽；失控了，驯兽师可能死于非命。
忌惮，是权力制衡的一种体现；但那种以为“皇帝对权臣全靠监视、设套、清除”的理解，未免太小学生政治课了。
没有权臣，皇帝就得依靠外戚、宦官，结果更糟。一个政权必须有人管，如果没有有能力、有经验的权臣，那权力就只能落到宫中人手里——皇后的兄弟、太后的外甥，或者掌印太监。
东汉末年，权臣集团（如袁绍、何进）与宦官集团争权，最终两败俱伤，引发了长安政变。明朝中后期清除张居正等权臣后，皇帝开始亲信宦官，导致魏忠贤当道，东林党人被屠戮。
没有制度制衡的“亲信政治”，往往走得比“权臣政治”更歪、更乱。与其说皇帝害怕权臣，不如说他更害怕没有人可用，只能抓身边人凑合着治国。
权臣不是“反派角色”，他们往往是改革中坚。历史上很多权臣，其实都是推动国家改革的骨干。汉文帝用贾谊推进法制改革；唐太宗依靠房玄龄、杜如晦稳定朝局；万历倚张居正理财整顿，推动“考成法”。
他们被称为“权臣”，不是因为谋权篡位，而是因为手里有权，能拍板、有执行力，能推动一整套国家改革机器。若无实权，连政令都下不去，又谈何治国理政？
权臣不是阴谋家，更像是高级执行长。他们不是皇帝的敌人，而是帝国的大管家。
很多权臣之所以崛起，正是因为皇帝主动提拔，甚至不惜打破制度来给予权力。汉武帝信任桑弘羊、主父偃；唐玄宗力挺李林甫；宋神宗大胆启用王安石；明神宗对张居正既怕又依。
这是因为皇帝深知，一个想干事、能干事的人，必须给他足够的权力，否则只会变成空话连篇的摆设官僚。扶权臣上位，其实是皇帝“借人治国”的一种策略。
说白了，皇帝扶权臣是因为他“没空”；等自己有空、有精力再收权，就是循环轮回的皇权术。
皇帝靠权臣稳住局势，也靠他们替自己背锅。每个朝代的开国、整顿、改革期，都是皇帝需要“打手”和“黑脸”的阶段。皇帝要维持圣明形象，那就需要一个敢得罪人、敢动大刀阔斧的人——权臣正好来背锅。
比如朱元璋让刘伯温和李善长来收拾军队、整顿官场；清康熙时期用索尼、索额图压制鳌拜余党；雍正借年羹尧之手整肃西北军政。等权臣“刀锋已用尽”，再撤换也不迟。
皇帝的用人逻辑很简单：让权臣顶雷、当盾，自己维持英明无暇的光环。权臣不是敌人，是耗材；不是对手，是工具。
权臣之“权”，实为皇帝之“影”。很多时候，所谓“权臣当道”，其实是皇帝有意为之。表面上看是权臣拍板决策，其实每一项决策都有皇帝授意或默认，甚至是利用。
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被文官集体攻击，但万历一直顶着不撤；李德裕排斥牛党，被斥为党争之源，但唐武宗始终依赖他掌政。这些“权臣”，其实是皇帝的影子，是延伸出去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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