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窗帘已经合拢。一切重归死寂。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和王蕾压抑不住的、越来越微弱的痛苦呻吟在房间里回荡。
我叫了救护车。
在医院，面对医生的询问，我语无伦次，只说我们遇到超自然现象了。医生看着我，像是看神经病一样。他们给王蕾清创、缝合、打针。伤口很深，很可怕，会留下永久性的疤痕。但医生说，不幸中的万幸，没有伤到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只是皮肉伤。
皮肉伤。我听着这个词，想笑，却比哭还难看。
警察也来了，简单做了记录。我重复了同样的说辞。他们看了看我们租住的、凌乱的、正在打包的家，没有多问，都以为我们精神有问题，只例行公事地告诫了几句，让我们注意安全，有事报警。
没有人去查看对面那栋楼，那扇窗。
王蕾的脸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只露出一双曾经很明亮、现在却只剩下巨大空洞和惊惧的眼睛。她不再惨叫，也不再流泪，只是沉默，死一样的沉默。偶尔，她会神经质地猛地颤抖一下，然后更紧地蜷缩起来。
我们没有再回那个“家”。押金、行李、甚至一些还没结清的房租，我们全都不要了。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了那个区域，那个城市，逃到了现在这个离家千里、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南方小镇。
我们在镇上租了个一楼带小院的房子，卧室的窗户对着自家的院墙，墙上爬满了茂密的爬山虎，绿得发暗，密不透风。
王蕾脸上的伤慢慢愈合，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扭曲的疤痕。她变得沉默寡言，再也不敢照镜子，更不敢在晚上靠近任何窗户。
而我，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总会突然想起那最后的一幕：对面窗户后，那个平伸双手的人影，那扭曲穿透空间的、无形的“撕扯”。
他或许不是在攻击我们。至少，不完全是。
他是在“回应”。回应我们最初的窥视，回应当初我那些自以为幽默的下流话，回应我们在这个窥视与被窥视的游戏里，所投注的所有不自知的、轻佻的注意力和被撩动的好奇心。我们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于是，那不该存在的，也看见了我们，并且，用它自己的方式，触摸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惩罚。
我后来在网络上，用各种模糊的关键词，断断续续查到过那栋老楼所在街区的一些零散旧闻。
大多说法一致：一对老夫妻先后病故，留下有精神障碍的儿子独居，不久后，其子也“因故去世”，具体时间和原因，语焉不详。
那一片区后来加快旧改，两栋老楼很快被推平。新的商业广场建了起来，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再也没人提起那里曾经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事。
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会被推土机碾碎。
它只是换了个地方，静静地待在城市的阴影里，待在某扇不为人知的后窗后面，等待着下一个无意间投来视线的人，等待着下一次无声的“对视”与“回应”。
而关于后窗的都市怪谈，不知不觉，又多了一个。只是这一次，听过的人，大多不信，或者，不敢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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