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角被拴在堂屋门口的柱子上。它安静地站着，偶尔嚼嚼嘴，反刍胃里的草料。
爷爷坐在板凳上打盹，我挨着他，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那口棺材。风从墙缝钻进来，长明灯的火苗摇晃得更厉害了，墙上的影子张牙舞爪。
突然，大角动了。
它抬起头，耳朵转向左边，那是通往里屋的门的方向。它的鼻孔张大，呼吸变得粗重。然后它开始后退，绳子被拉得笔直，喉咙里发出低沉的、不安的呜呜声。
我抓紧爷爷的手：“爷，大角咋了？”
爷爷醒了，他看着大角，脸色凝重。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拍拍大角的脖子：“不怕，不怕。”
大角稍微平静了些，但眼睛仍死死盯着里屋的门。那扇门虚掩着，里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爷爷从兜里掏出一把盐，沿着门槛撒了一条线，又点了三炷香，插在门外地上。
“三哥，”爷爷对着空气说，“知道你舍不得走，但该上路了。阳间的事别惦记了，安心去吧。”
说来也怪，爷爷说完这些话，大角渐渐平静下来，重新低下头。里屋也没什么动静了。
后半夜，我再也没敢合眼。天快亮时，鸡叫了，第一声鸡鸣响起，爷爷松了口气：“鸡叫了，天亮了，没事了。”
后来爷爷告诉我，那天晚上，大角定是看见三爷爷的魂还在屋里转悠。老人舍不得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屋，魂魄会在熟悉的地方徘徊。
“牛看见了，它害怕，不是怕鬼害它，是怕那魂灵找不到路，困在这里。”爷爷说。
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村有个禁忌：夜晚不要独自经过村口的石桥。
那座桥有些年头了，青石板被磨得光滑，栏杆上的石狮子缺了半个脑袋。桥下的小河平时浅浅的，但夏天山洪下来时，能涨到桥面。
桥的传说很多，最出名的是“桥女”。据说几百年前，有个新媳妇在桥上等丈夫回村，等到半夜，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了。从此，夜深人静时，桥上就会出现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低着头，像在等人。
大多数人说这是吓小孩的，但村里的牛似乎相信这个传说。
我亲眼见过一次。那年我十二岁，跟邻居陈叔去镇上卖粮食，回来晚了。走到石桥时，天已经完全黑透。陈叔牵着他家的花牛，我打着手电筒。
离桥还有十几米时，花牛突然停住不走了。
它四蹄钉在地上，任陈叔怎么拉怎么吆喝，就是不动。它眼睛睁得老大，盯着桥中央，嘴里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浑身肌肉绷紧。
桥上明明空无一物。
手电筒的光照过去，只有青石板和残缺的石狮子。
“糟了，”陈叔低声说，“牛看见东西了。”
他把我拉到身后，从怀里掏出一小瓶白酒，含了一口，“噗”地喷向桥的方向。然后又掏出一把米，撒了出去。
花牛稍微放松了些，但还是不肯上桥。
陈叔想了想，把牵牛的绳子解开了。花牛立刻转身，沿着来路往回走，走了百来米才停下，远远望着桥。
“绕路吧，”陈叔叹口气，“牛不敢过，咱们也甭过了。”
我们绕了很远的路，从下游浅滩蹚水过河。回家后，陈叔发烧了三天，花牛也萎靡了好几天，吃草都不香。
我问爷爷，牛看见的到底是什么？
爷爷说，也许是那个淹死女人的魂，也许只是“煞气”——死过人的地方，会留下一种气，人感觉不到，但敏感的动物能感觉到。
“牛老实，不会骗人，”爷爷说，“它要是突然不肯走，定是有缘故。老辈人都知道，出门走夜路，跟着牛走最安全。牛停你就停，牛绕你就绕。”
这话我记在心里。后来我离开村子去城里读书，每次走夜路，都会想起大角那双温顺又深邃的眼睛。
大角死的那年，我十六岁，在县城上高中。
它是老死的，近二十岁，对牛来说已是高寿。爹打电话告诉我时，我请了假回去。
大角躺在牛棚里，瘦得皮包骨头。它眼睛半闭着，看见我，耳朵动了动，想抬头，但没力气。我蹲下来，摸摸它的额头，它的眼皮慢慢合上，呼出最后一口气。
按村里的老规矩，老死的牛要体面地埋掉。我们在后山挖了个深坑，把大角抬进去。埋土前，爷爷往坑里撒了一把盐、一把米、一把茶叶。
“大角啊，你辛苦一辈子，现在歇着吧。”爷爷说，“下辈子别投胎做牛了，做人吧，做人轻省些。”
土一锹一锹填进去，我心里空落落的。那个陪我长大的伙伴，那个能在黑夜里看见另一个世界的生灵，就这么走了。
大角死后第七天，按习俗要“烧七”。晚上，爷爷在牛棚原址烧了些纸钱，给大角送行。
我站在旁边，忽然想起什么：“爷，你说大角现在能看见啥？”
爷爷看着跳动的火焰，沉默了一会儿：“它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阳间的，阴间的，再也不用低着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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