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3年秋,商丘。
连日的雨水将通往北芒山公室陵寝的道路浇得泥泞不堪,送葬的队伍在泥浆中艰难前行,黑色的旌旗湿漉漉地垂挂着,仿佛也承载着无尽的哀恸。棺椁沉重,由八名披麻戴孝的宗室子弟扛在肩上,每一步都深深陷入淤泥,发出“噗呲”的声响。走在最前头的,是新即位的国君,子辟兵,史称宋桓侯。他身着粗糙的麻衣,腰系草绳,脸上覆盖着白色的巾帻,使人看不清他的神情,只见到他身形微微佝偻,在凄风苦雨中显得单薄而脆弱。
队伍中哭声震天,尤其是那些姬妾和老臣,他们的悲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掺杂着对先君“休公”子田的哀悼,或许也夹杂着对未来的惶恐。休公在位时间不长,虽无赫赫武功,却也守住了宋国这中原四战之地的基业,待人宽厚,在贵族中颇有声望。他的骤然离世,像抽走了支撑宫殿的主梁,让所有人都感到大厦将倾的不安。
在哭泣的人群中,有一个身影显得格外沉静。那是休公的孙子,新君的儿子,戴罕。他同样身着孝服,低垂着眼睑,但腰背挺得笔直,不似其父那般萎靡。他的哭声合乎礼仪,却缺乏那种撕心裂肺的真切,偶尔抬起眼睑打量前方父亲的背影,目光锐利而冷静,像在观察一场与己无关的仪式。雨水顺着他的额发流下,滑过紧绷的下颌线,滴落在满是泥浆的衣襟上。
陵寝的入口早已挖开,幽深如巨兽之口。繁复的祭祀仪式后,厚重的棺椁被缓缓放入深深的墓穴。陪葬的礼器——青铜鼎、簋、鬲、玉圭、贝币——被一件件郑重地摆放进去,象征着休公在另一个世界仍能享有国君的尊荣。泥土开始撒落,覆盖在棺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宋桓侯终于忍不住,扑倒在墓穴边缘,放声痛哭,肩膀剧烈地耸动,泪水混着雨水浸湿了面前的泥土。几位老臣连忙上前搀扶劝慰。
戴罕也走上前,跪在父亲身边,依礼叩首,声音悲切:“祖父安息。”但他抬起头的瞬间,目光却飞快地扫过墓穴中那些即将长埋地下的青铜礼器,尤其是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泛着幽光的刑鼎,那上面镌刻着宋国的律法。他的眼神深处,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似是惋惜,又似是野心。
葬礼结束,返回宫城的队伍更加沉寂。秋风卷着枯叶,打着旋儿掠过车驾,仿佛冤魂尾随。宫门次第打开,又重重合上,将外面的凄风苦雨隔绝。但宫墙之内,并未因此而变得温暖。先君的气息尚未散尽,新君的惶恐已然弥漫开来。
宋桓侯坐上了那张曾经属于他父亲的、铺着虎皮的君位。宝座宽大,更反衬出他的身形瘦小。他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眼神游移不定,面对丹君上黑压压跪倒一片的卿大夫,喉头滚动,似乎想说些励精图治的场面话,最终却只化作几句虚弱的吩咐,无非是遵循旧制、各司其职之类。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殿宇中显得轻飘飘的,缺乏底气。
几位宗室重臣交换了一下眼神,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忧虑。然而,新君初立,局势未稳,谁也不敢多言。
戴罕站在众公子之首,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他低眉顺目,嘴角却几不可察地向下抿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宋桓侯的昏庸逐渐显露。他似乎从未准备好承担一国之君的重任。先君休公在世时,对他虽非极度宠爱,却也未曾苛待,只是宋桓侯天性懦弱,优柔寡断,既无治国之才,亦无用人之明。他沉溺于酒宴,喜好丝竹之音,对繁冗的政务感到厌烦。各地报上的公文,他往往只看几行便丢在一边,交由近侍或几位看上去顺眼的大夫处理。他尤其害怕听到坏消息,无论是边境的小规模冲突,还是境内的灾荒,只要有人禀报,他便皱起眉头,要么斥责禀报者无能,要么就寻求更强烈的酒来麻痹自己。
宫人们很快摸清了新君的脾性,报喜不报忧成了常态。宫廷内开始弥漫起一种奢靡而懈怠的气息。宋桓侯热衷于征集巧匠,为他制作精巧的玩物,或命乐师谱写新的靡靡之音。对于朝臣的劝谏,他起初还敷衍几句,后来便干脆称病不见。宗伯子冉几次强谏,都被他斥退,渐渐心灰意冷。
戴罕冷眼旁观着父亲的所作所为。他并未像其他几位公子那样,试图通过讨好父亲来获得青睐,也没有像那些正直的大臣一样直言进谏。他表现得异常沉稳,每日按时问安,举止合度,在公开场合从未对国事发表过任何看法,仿佛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孝子。
但暗地里,戴罕的活动从未停止。他利用母亲一族留下的、不为人注意的些微人脉,以及自己多年暗中结交的一些不得志的低级官吏和武士,悄然编织着一张信息网。他知道,要扳倒这看似稳固的君权,必须抓住最关键的东西——刑赏之权。
公元前371年,秋。
虞城传来军报,守将司马钺克扣军粮,士卒怨声载道,恐生变乱。消息传到商丘,宋桓侯正在欣赏新得的一只珍奇鸟儿,闻报大惊失色,手中的鸟食撒了一地。他最怕的就是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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