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23年，晋僖侯在位十八年后病逝。临终前，他将太子姬籍叫到榻前。
“籍儿，”老人的声音已很微弱，“为父这十八年，省吃俭用，被人说‘俭而不中礼’。史官会记下，后人会评说。但为父不悔。因为你看看现在的晋国...”
他让儿子扶他到窗边。窗外，翼城街道整齐，市肆繁荣，远处粮仓巍峨，更远处是操练的军队扬起的尘土。
“国库存粮，可支十年。带甲之士，已逾万。战车四百乘，青铜兵器充足，马匹肥壮。”晋僖侯每说一句，眼中光彩就亮一分，“这是成侯时想都不敢想的。这是靖侯时努力追求的。这是为父这十八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他紧紧抓住儿子的手：“现在，这份家业交给你了。为父知道你与为父不同，你不甘寂寞，你想让晋国扬名天下。好，好...是时候了。为父把舞台给你搭好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父亲...”姬籍泪流满面。
“记住，”晋僖侯最后说道，“晋国起自唐叔虞，是真正的王室血胤。这份血脉，是责任，也是机会。用好它...”
手缓缓垂下。晋僖侯姬司徒，这位被评价为“俭而不中礼”的晋君，在完成历史交给他的积蓄力量的使命后，安然离世。
而他不会知道，他死后，晋国的史官在竹简上如此记载：“僖侯俭而不中礼，唐之变风始作。”
“变风”，指的是《诗经》中那些反映时政动荡、礼崩乐坏的诗篇。史官用这个词评价晋僖侯，意味深长：一方面批评他“不中礼”，另一方面也承认，正是从他开始，晋国不再拘泥于旧礼，开始了自己的变革之路。
太子姬籍继位，是为晋献侯。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属于他的时代，即将开始。
晋献侯姬籍继位时，天下局势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共和行政”已进入第十四个年头。周公、召公两位老臣勉力维持着周王室的体面，但诸侯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流亡在彘的周天子已在三年前去世，他的太子姬静——一直被召公藏在家中抚养——已长大成人。
天下都在观望：这位太子何时即位？即位后能否重振王室权威？
晋献侯也在观望。但与父亲的内敛不同，他更积极主动。
继位第一年，他做了一件让晋国卿大夫们吃惊的事：恢复了被父亲废除的“八佾之舞”。
“君侯，这...”太祝伯鱼激动得胡须颤抖，“先侯改八佾为六佾，您如今恢复，这...这岂不是违背先君之意？”
晋献侯端坐殿上，声音平静：“先父节俭，是为积蓄国力。如今国力已蓄，当彰国威。八佾之舞，非为奢侈，而为明志——晋国虽偏居北土，仍守周礼，仍是王室屏藩。”
他顿了顿，环视众臣：“况且，我听说，太子静即将即位。”
殿内一阵骚动。
“消息可确？”上卿栾叔急忙问。
“召公已秘密遣使告知各国。”晋献侯道，“新天子即位，必重振朝纲。我晋国若仍如先父时那般俭朴过度，恐被新天子轻视。适当的礼仪，是必要的。”
他看向伯鱼：“不仅八佾要恢复，今岁祭祀，用太牢。宴飨宾客，奏《韶》乐。晋国要让人知道，我们不仅有实力，还有礼制。”
伯鱼老泪纵横：“君侯...君侯英明！礼不可废啊！”
晋献侯的改革不止于此。他继位后，在保持父亲积聚的国力的基础上，开始适度“彰显”晋国的存在感：
他扩建了晋国接待宾客的馆舍，使其能同时容纳百人；他重新整修了翼城的宫殿，虽不奢华，但庄严大气；他命工匠铸造了一批精美的青铜礼器，上刻“晋侯籍作宝尊彝”，准备在新天子即位时进献。
更重要的是，他加强了军队训练。晋献侯亲自检阅军队，改革编制，将万余甲士分为三军，设中军、上军、下军，中军由晋侯亲自统领。这是晋国“三军”编制的雏形。
他还做了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命人重新修缮了晋国始祖唐叔虞的祠庙，并在祠前立碑，刻文记述唐叔虞受封于唐的经过，特别强调“叔虞乃武王幼子，成王胞弟，王室至亲”。
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号：晋国准备好了，准备在新时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公元前827年，消息终于传来：太子姬静在周公、召公辅佐下即位，是为周宣王。
晋献侯立即行动。他亲自率领晋国使团，携带重礼——包括那批新铸的青铜器——前往镐京朝贺。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周宣王。新天子时年二十二岁，因幼年经历父亲被逐、自己东躲西藏的磨难，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他端坐王位，接受诸侯朝贺，眼神锐利，举止沉稳。
轮到晋献侯时，他行大礼，然后道：“晋侯籍，谨代晋国先君，恭贺天子即位。愿天子布德宣化，光复文武之业。晋国虽小，愿为王室屏藩，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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