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亭又问什么是正名实。若花说，比如《传》里说隐公是“摄政”，但圣人在《春秋》里写他为“公”；《传》里说许止没给父亲尝药，圣人却写他“弑父”；卓刚立为君不到一年，圣人就正式称他为“君”；夷皋被弑，罪魁祸首本是赵穿，圣人却写是“赵盾”所为，这些都是正名实。
亭亭再问什么是着几微。若花说，像“公从京师出发，于是会同诸侯讨伐秦国”，这是表明因为要会同讨伐秦国才去京师；“天王在河阳狩猎，壬申日，公在天王住所朝见”，这是表明因为狩猎才去朝见；“公子结送女子陪嫁，于是和齐侯、宋公结盟”，这是突出公子结自作主张；“公在中邱会见齐侯、郑伯，公子翚率领军队会同齐人、郑人讨伐宋国”，这是突出公子翚擅自行动的，这些都是着几微。
若花接着说，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都害怕”。当时周王朝的纲纪松弛，篡权夺位的事接连发生，孔子没职位来行使权力，于是就依据《鲁史》编写了《春秋》，大概主旨就是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尊崇王室、轻视霸主。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强大，孔子就先抑制诸侯来尊崇王室；到了诸侯衰落、楚国强盛时，又抑制楚国来扶持诸侯，扶持诸侯其实也是尊崇王室的意思。圣人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观点，时代变化无穷，圣人挽救时弊的方法也无穷，他随时救世的心意就是这样。
有人说《春秋》里常在日月、名称、爵号中暗含褒贬，若花说自己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但要说称人是贬，可被称的人未必都该被贬，地位低的人也会被称人；称爵是褒，可被称爵的人未必都该被褒，该被讥讽的人也会被称爵。失去封地的君主会被称名，可卫侯逃到楚国却没被称名；没即位满一年的君主该被称子，可郑伯讨伐许国时却没被称子，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若花认为，《春秋》是圣人依据《鲁史》修成的，要是说用日月来褒贬，假设某件事该记日，可《鲁史》只记了月份，某件事该记月，《鲁史》只记了年份，圣人难道能跑到各国去查具体的日和月吗？要是说用名号来褒贬，假设某人该被褒，可旧史只记了他的名，某人该被贬，旧史只记了他的号，圣人又能跑到各地去查他的名和号吗？
《春秋》有通例，有特笔。像旧史记载的日月就沿用其日月，记载的名称就沿用其名称，以及结盟就写结盟、会盟就写会盟之类，都依照旧史，没什么增减，这是通例；而旧史没记载、圣人写上以表明意义，或者旧史有记载、圣人删掉以表示告诫的，这就是特笔。比如“元年春正月”是旧史的原文，加上“王”字就是圣人的特笔。晋侯召见天王，这事在先儒的《传》里有记载，圣人却写“天王在河阳狩猎”，是为了维护天下的礼法；宁殖把君主赶出去，诸侯的史册里都记了他的名字，圣人却写“卫侯出逃”，是为了给君主提个醒；不只写仲子，而写“惠公仲子”；不只写成风，而写“僖公成风”；不写陈黄，而写“陈侯之弟黄”；不写卫絷，而写“卫侯之兄絷”；阳虎是家臣，却写他是“盗”；吴楚僭越称王，却称他们为“子”；还有像纠不写“齐”，小白却写“齐”；突不写“郑”，忽却写“郑”；立晋君却写“卫人”；立王子朝却写“尹氏”，这些都是圣人的特笔。
所以说：“《春秋》记载的事是齐桓公、晋文公之类的，文字是史书的写法，其中的义理是孔子私下采用的。”学者看《春秋》，就必须知道什么是通例、什么是特笔，才能明白其中的大义。总之，《春秋》这本书，圣人写得光明正大，不过是直接记载事情，好的坏的，都清清楚楚。而救世的心意，才是这本书的主要宗旨。若花说自己是妄加议论，不知道对不对，还请亭亭指点。
亭亭说若花姐姐讲的深得《春秋》的主旨，她只有佩服的份。接着又说自己还有件事想请教，问闺臣和若花肯不肯赐教。闺臣让她详细说说。
亭亭说：她听说古代的《礼》遭受了秦代的焚书之祸，现在留存的只有《周礼》《仪礼》《礼记》，世人叫它们“三礼”。要是论古《礼》，恐怕没有比这更古老的了。但从汉、晋到现在，历朝都各自撰写了礼制，不知道这些是各自创新的礼制，还是都依据旧有的典籍？至于三礼各家的注疏，到底哪一家的好呢？希望能给我详细讲讲。
若花听了，暗暗吐舌头，心想这黑女怎么突然抛出这么大的题目！三礼各家的内容就够说一阵了，她还加上历朝的礼制，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样，都不知道从哪说起，恐怕今天要出丑了。若花心里头正琢磨着呢，闺臣就开口回答了。
闺臣说：她听说《宋书·傅隆传》里讲：“《礼》是三千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准则。用在国家层面，君臣能因此相互尊重亲近；用在婚礼冠礼上，年少年长的能因此有仁爱之心，夫妻能因此义顺相处；用在乡里，朋友能因此获得三种益处，宾主能因此相互敬让。《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春秋》的劝惩、《孝经》的尊亲，这些都是在《礼》的基础上才确立的。唐、虞时期，祭天之类的是大礼，祭地之类的是地礼，祭宗庙之类的是人礼。所以舜命令伯夷掌管三礼，好用来统括天地，规划阴阳，治理万物，修饰六情，这些都是用礼来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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