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魏书》里说“三皇的礼各不相同”，又说“时代变了礼也会变”。所以殷代在夏代礼制的基础上有所增减，商纣无道，雅章湮灭。周公挽救乱世，大力制定礼仪，用吉礼敬鬼神，用凶礼哀悼国家的不幸，用宾礼亲近宾客，用军礼讨伐不虔诚的人，用嘉礼促成婚姻；这就是“五礼”。到周昭王南征之后，礼崩乐坏，上行下效，所以那些败坏操守、失身的人，必定先废弃礼：比如昭公避讳孟子的姓，庄公结割臂之盟，这是婚姻之礼废了，淫乱之事也就由此产生；齐侯因为喜欢妇人而怠慢客人，曹伯看人家的肋骨来轻慢宾客，这是宾客之礼废了，傲慢的情绪也就由此而来；文公在五庙进行逆祀，昭公不为母丧而哀恸，这是丧祭之礼废了，骨肉恩情也就由此淡薄；天子下堂，河阳召见君主，这是朝聘之礼废了，侵凌的苗头也就由此出现。孔子想消除当时的弊病，所以制定了礼、端正乐，以此来挽救败坏的风气。到了战国，继承周、孔学说，讲究礼法的只有孟子一人。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收集各国的仪礼，将它们都归到咸阳；只采用那些尊君抑臣的礼仪，掺杂自己的意思，供当时使用，其余的礼都废了。
汉高祖刚平定秦末的战乱，没时间制定朝廷礼制，群臣喝酒争功，有的还拔剑击柱，高祖对此很担心，叔孙通于是撰写朝仪，胡广在此基础上编辑旧礼。到了汉末，天下大乱，旧的典章消亡。到了三国时期，魏有王粲、卫觊一起创建朝仪，吴有丁孚收集汉代的旧事，蜀有孟光草拟各种典章。西晋刚刚建立，荀觊就根据魏代以前的事撰写晋礼。南朝刘宋有何承天、傅亮一起撰写朝仪。南齐有何佟之、王俭共同制定新礼。到了梁武帝时期，又命令众儒修成大典，恢复周公五礼的旧制。南陈武帝即位后，礼制虽然依据前梁，但还是命令江德藻、沈洙等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斟酌取舍，以适应时宜。到了前隋，高祖命令辛彦之、牛宏等人采用梁的旧仪，制定五礼。从西汉初年到现在，历代对礼制的增减不同，都是参考旧典，不是古礼不存在了，只是取其适应时代变化的部分。所以《宋书·礼志》说：“任凭自己心意而不效法古代，秦氏因此而灭亡；效法古代却不适用，王莽因此身死。”
至于注释《礼》的各家：汉代有南郡太守马融、安南太守刘熙、大司农郑元、左中郎将蔡邕、侍中阮谌；魏有秘书监孙炎、卫将军王肃、太尉蒋济、侍中郑小同；蜀有丞相蒋琬，吴有齐王傅射慈；晋有太尉庚亮、太保卫瓘、侍中刘逵、司空贺循、给事中袁准、益寿令吴商、散骑常侍干宝、庐陵太守孔伦、征南将军杜预、散骑常侍葛洪、太常博士环济、谘议参军曹耽、散骑常侍虞喜、司空中郎卢谌、安北将军范汪、司空长史陈邵、开府仪同三司蔡谟；宋有光禄大夫傅隆、太尉参军任预、中散大夫徐爱、抚军司马费沉、中散大夫徐广、大中大夫裴松之、员外常侍庚蔚之、豫章郡丞雷肃之、谘议参军蔡超宗、御史中丞何承天；齐有太尉王俭、光禄大夫王逸、步兵校尉刘瓛、给事中楼幼瑜、散骑郎司马瓛、御史中丞荀万秋、东平太守田憎绍、征士沈麟士；梁有护军将军周舍、五经博士贺玚、散骑侍郎皇侃、通直郎裴子野、尚书左丞何佟之；陈有国子祭酒谢峤、尚书左丞沈洙、散骑常侍沈文阿、戎昭将军沈不害、散骑侍郎王元规；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礼部尚书辛彦之。
他们注释的书，有的见解不同，各有取舍；有的师徒相传，就如同同一树枝分出不同枝干。其中有的注重典制，不讲义理；有的注重义理，不讲典制。在闺臣看来，典制本就从义理产生，义理也通过典制体现，二者原本是互为表里的。可他们各执一词，未免有些片面了。近来盛行的书只有三家：一是大司农郑康成；二是露门博士熊安生；三是散骑侍郎皇侃。但熊氏常常违背本经，多引用外在的义理，就像往南却往北走，马跑得再快离目标也越远；皇氏虽然章句详细正确，只是稍显冗长繁琐，既然遵循郑氏，却又时常违背郑义，这就像水流落了却不回源头，狐狸死了头不朝着巢穴；这是两家的弊端。只有郑注内容丰富，考证精确详细，几百年来，研究《礼》的人钻研不完，自古以来注释《礼》的善本，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闺臣说自己也是冒昧妄谈，还请亭亭指教。
亭亭听了，连连点头说，这样的议论，才见得读书人有独到的见解，真是家学渊源，她甘拜下风。还亲自倒了两杯茶，端了上来。
两人喝完茶，闺臣心里就暗暗想：她的学问，要是用平常的经书难她，恐怕没用。好在她远居外邦，我们天朝历朝的史鉴，她或许没怎么留意；就算稍微知道些，其中的年岁也很繁杂。不如就用史鉴考考她？
亭亭最终会跟着进天朝参加考试吗？我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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