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八月初七。街上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大家都在迎接主考官进入贡院。鲜于同凑过去看热闹，竟发现兴安县的蒯知县，被聘请担任《礼记》房的考官。鲜于同心里暗自盘算：我和蒯知县考的是同一本经籍，他之前还把我取为案首，肯定是赏识我的文章，这次我肯定能碰上好运，十有八九能考中。
可他哪里知道，蒯知县心里根本不是这么想的。蒯知县又有了别的心思，他琢磨着：“我要是录取一个年轻的考生做门生，他往后的仕途还长，能当官的年头也多，我这个房师也能跟着沾光、靠得上他。那些年纪大的老秀才，就算录取了也没什么用处。”他还在心里嘀咕：“之前录科考试的时候，我真是昏了头，竟然错选了鲜于‘先辈’当案首，害得我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面。这次乡试我要是再录取了他，岂不是又要闹一场笑话？我现在阅卷，只要是三场试卷写得工整完备的，多半是老学究写的，年纪肯定不小了，绝对不能录取。我只挑那些文笔稚嫩、章法混乱、四六骈文写得歪歪扭扭、策论写得底气不足、判词写得糊里糊涂的试卷，这些肯定是年轻考生的手笔。他们虽然学问还不够扎实，但再培养一两科，年纪还不算大，正好还能避开鲜于同这个麻烦事。”
蒯知县打定主意后，就照着这个标准阅卷，挑了几份写得乱七八糟、勉强有点文采的试卷，画上大圈大勾，呈交给了主考官。主考官看了之后，都批了“中”字。
到了八月二十八日，主考官和各房考官一起在至公堂上拆封填榜。《礼记》房推荐的榜首试卷，考生是桂林府兴安县的秀才，复姓鲜于名同，修习的是《礼记》——又是那个五十七岁的“怪物”“笑柄”，这下他可算是侥幸考中了。蒯知县看到这结果，惊讶得不得了。主考官见蒯知县一脸不高兴，就问他是什么缘故。蒯知县连忙说道：“那个鲜于同年纪已经太老了，要是把他排在前列，恐怕压不住年轻的考生，我情愿换一卷上来顶替他。”
主考官指着堂上的匾额说道：“这座大堂既然名叫‘至公堂’，怎么能因为考生年纪大小就心存偏私、有所好恶呢？自古以来，科举的状元就常常属于老成之士，录取他正好也能鼓舞天下读书人的志气！”说完就不肯更换，最终判定鲜于同是乡试第五名正魁。蒯知县也没办法，只能作罢。这真是：任凭你费尽心机算计，命中注定的事情终究改变不了；本来一心想选年轻考生，到头来还是录取了那个老怪物。
蒯知县原本打定主意不想录取鲜于“先辈”，所以只挑那些写得乱七八糟的试卷录取。可鲜于同本是饱学之士，文章肯定写得工整完备，怎么反倒合了蒯知县的心意呢？原来鲜于同在八月初七那天看到蒯知县进了贡院，自以为这次肯定能交好运，回到住处就多喝了几杯冷酒，结果伤了脾胃，闹起了腹泻。他勉强撑着进了考场，一边忍着腹痛构思文章，一边不停地往茅房跑，泻得浑身发软、有气无力，文章也只能草草写完。第二场、第三场考试，他还是这副模样，满肚子的学问，一点都没发挥出来。他考完之后，自己都觉得肯定考不中了。谁知蒯知县偏偏就不喜欢工整完备的文章，他这篇潦草的答卷，反倒让他高中了乡试正魁。这也是他时来运转，否极泰来，阴差阳错之间，竟然就这么凑巧得中了。
这一年兴安县，就只考中了鲜于同一个举人。当天鹿鸣宴结束后，各位同榜考中的举人按年龄排次序，鲜于同就排在了第一位。各房的考官见到自己录取的门生，都十分高兴，只有蒯知县还是闷闷不乐。鲜于同感激蒯知县两次赏识自己的恩情，对他更加殷勤恭敬，可蒯知县对他却越发冷淡敷衍。后来鲜于同去京城参加会试，蒯知县也只是按惯例对待他，一点都没有格外关照、多加提携的意思。
第二年，五十八岁的鲜于同参加会试，结果落榜了。他见到蒯知县，蒯知县没别的话好说，只劝他不如接受朝廷的选任，去当个小官算了。鲜于同当了四十多年的秀才，都不肯屈就去做贡生出身的官，如今才刚考中举人一年，怎么肯甘心去就任举人出身的官职呢？他回到家后，读书的兴致反而更浓了。每次听说乡里的秀才聚在一起切磋文章，他就揣着纸墨笔砚，凑到人家的文会里一起写文章。任凭众人耍弄他、嘲笑他、埋怨他、嫌弃他，他都全不在意。写完文章后，他把众人的作品都看一遍，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还把这当成了家常便饭。
时光飞逝，一转眼三年过去，又到了会试的日子。鲜于同这年已经六十一岁了，年纪虽然又长了几岁，精神头却还是和从前一样健旺。这是他第二次进京参加会试，在住处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考中了会试正魁，榜上有他的名字，可后面填的考试科目却是《诗经》，不是他一直修习的《礼记》。鲜于同本就是学识渊博的老儒生，哪一门经书钻研得不透彻呢？他一心盼着考取功名，对梦里的话不由得不信，干脆就改考《诗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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