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的大巴山，秋意比往年来得早些。稻穗刚黄透，风里就裹着田埂的潮气，吹得山坡上的茅草沙沙响。6岁的邓鑫元穿着打补丁的蓝布褂子，攥着父亲磨得发亮的旧镰刀，踩着露水打湿的田埂往白云村村小跑时，小脸上满是雀跃——这是他第一次上学，母亲前一晚特意把他的书包洗得干干净净，连破了的书包带都缝了新补丁。
村小在山坳里，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盖着茅草，风一吹就漏。推开门的瞬间，邓鑫元先被满屋子的“热闹”惊住：108个孩子挤在石块支起的木板课桌旁，桌子高矮不一，有的缺了腿，就用石头垫着；椅子更是五花八门，有小板凳，有木桩，还有几个大孩子干脆站着。最小的孩子才5岁，攥着母亲给的糖块还在哭；最大的已近10岁，个子比课桌还高，却规规矩矩坐着。邓鑫元扫了一圈，竟看见平日里喊他“小叔”的邻家哥哥、抱着他逗乐的堂嫂，此刻都睁着眼睛，齐刷刷盯着黑板——那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边缘斑驳，露出里面的木头纹路，上面用白色粉笔写着“人口手”三个大字，像三颗会发光的星，一下子勾住了他的目光。
“同学们，跟我读——人！”讲台上的陈老师头发已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的教鞭是竹子做的，顶端磨得光滑。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却格外有力，每个字都砸在孩子们的耳朵里。
“人——”教室里的童声参差不齐，有的拖长音像唱歌，有的含混不清像嘟囔。邓鑫元却把腰挺得笔直，小脑袋跟着陈老师的教鞭动，声音脆得像山涧的泉水，每个字都咬得格外清楚。他攥着铅笔的小手沁出细汗，铅笔是父亲用捡来的铅笔头削的，短得快握不住了。在粗糙的作业本上，他一笔一画模仿那些“神秘符号”，“人”字的撇捺总写得歪歪扭扭，可他不气馁，擦了写，写了擦，直到手指发酸，作业本上的纸都被橡皮擦破了，才终于写出一个像样的“人”。
仅仅三天，当其他孩子还在为“上中下”的笔画顺序哭鼻子、被陈老师罚站时，邓鑫元已经能把学过的二十多个字写得整整齐齐。课间休息时，他偷偷捡来高年级学生丢在教室角落的旧课本，那本书缺了封面，纸页泛黄，还有密密麻麻的笔记，可他像捡到宝贝似的，趴在窗边的石阶上，指着上面的字一个一个认。遇到不认识的，就等陈老师路过时，追上去小声问。“这娃子识字比我教得还快。”陈老师在办公室里翻着他的作业本，对着其他老师感慨，“我教了三十年书，从没见过这么灵的孩子，是块读书的料。”
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天还没亮，邓鑫元就起床了。母亲给他煮了半块红薯，他揣在怀里，背着书包往学校跑。考试时，他握着铅笔的手很稳，语文试卷上的字他都认识，数学题也都会算，连最后一道附加题——“一只鸡两只脚，三只鸡几只脚”，他都很快算出了答案。当他把试卷交给陈老师时，老教师特意看了他一眼，眼里满是期待。
发试卷那天，邓鑫元心跳得格外快。陈老师从最高分开始念，念到“邓鑫元”时，声音提高了些：“语文100分，数学100分，全班第一！”他捧着两张试卷站在讲台前，看见红笔写的“100”像两朵鲜艳的花，绽在泛黄的纸上，连纸角的褶皱都显得格外可爱。
陈老师走过来，把一根新的教鞭塞进他手里：“鑫元，从今天起你当班长，每天早读课带大家朗读课文。”那根教鞭是竹子做的，还带着淡淡的竹香，邓鑫元攥在手里，觉得比什么都珍贵。
那天放学，邓鑫元几乎是飞着冲过稻田。田埂很窄，他好几次差点摔进田里，书包在背后颠得老高，试卷被他紧紧攥在手心，汗湿的纸角皱成了小团，却舍不得松开。父亲邓宏国刚从地里回来，满腿泥巴，裤脚卷到膝盖，正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杆上的铜锅泛着陈旧的暗光。“爸！我考了双百！老师还让我当班长了！”邓鑫元扑到父亲面前，小脸涨得通红，声音因为激动都在发颤。
邓宏国愣了愣，缓缓放下烟杆，粗糙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展开试卷。他没读过书，却认识“100”这两个数字，指腹反复摩挲着那红色的字迹，像是在确认是不是真的。常年在地里劳作的脸，像被风干的橘子皮，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色，可这一刻，他的嘴角慢慢扯出一个笑，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好小子！”他突然伸出手，把邓鑫元高高举过头顶，吓得孩子“哇”地叫了一声，随即又咯咯笑起来。邓鑫元记事起，父亲从来都是严肃的，这是第一次这样抱他，他能清楚地闻到父亲身上的泥土味，感受到父亲手臂的力量。
晚饭时，厨房里飘着淡淡的油香。母亲杨贵碧从墙角的油坛里，小心翼翼地舀了半勺菜籽油，倒进烧热的铁锅里。油花滋滋响时，她打进一个鸡蛋，金黄的蛋液很快凝固，变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煎鸡蛋。她把鸡蛋稳稳地放在邓鑫元的碗里，说：“吃了鸡蛋，以后读书更有劲。”桌子上，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低着头扒饭，眼睛却忍不住盯着那个煎鸡蛋。在这个靠挣工分过日子的六口之家，鸡蛋是过年都难得见一次的稀罕物，平时只有家里人生病了，才能吃上一个。邓鑫元看着碗里的鸡蛋，又看了看哥哥姐姐，想把鸡蛋分出去，却被母亲按住了手：“你是读书人，得多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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