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夏天，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五月一直下到七月。我家那栋土坯房在雨里泡了两个月，墙皮湿得能拧出水，用手指一抠就能掉下一块泥。墙角的青苔疯了似的长，从地基爬到窗台，像谁用绿颜料歪歪扭扭抹了一道，阴沉沉的。
大姨走了半个月了。肺癌，查出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医生摇着头说“回家吧，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她才43岁，走得急，甚至没来得及跟我妈说句完整的再见。她是我妈唯一的姐姐，小时候总带我去村后的槐树林掏鸟窝，兜里总揣着水果糖，剥开皱巴巴的糖纸塞给我时，手背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弯弯曲曲，那是常年干农活磨出来的。
出殡那天，天阴得像块黑布。我妈哭得晕过去三次，被人掐着人中叫醒，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只能发出“嗬嗬”的抽气声。我站在灵棚旁边，看着大姨的黑白照片，照片是前年拍的，她抱着我刚出生的小表妹，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露出两颗有点歪的门牙。可那天我总觉得那笑容有点怪，嘴角像是被人硬生生往上扯的，眼神里藏着点什么，像有话没说完。
土坯房是老格局，一间大屋当客厅，我们叫“堂屋”。堂屋正中间摆着张掉漆的八仙桌，红木头被几代人的胳膊肘磨得发亮，能照出模糊的人影。桌子两边各放一把官帽椅，椅腿有点歪，坐上去会发出“吱呀”的响，像老人在叹气。大屋旁边隔出两个小间，我住一间，爸妈住另一间，中间就隔着层薄薄的土墙，墙皮都酥了，夜里能听见我妈翻身的动静，还能听见她偷偷抹眼泪的声音。
大姨“头七”过后，我总觉得屋里有点不对劲。
白天还好，太阳晒着，土坯墙散发出一股潮湿的土腥味，混杂着柴火和油烟的味道，和平时没两样。可一到晚上，尤其是后半夜，堂屋就总传来“吱呀”声，很轻，像有人坐在官帽椅上，慢慢晃悠着，椅腿蹭着泥土地面，一下，又一下。
我跟我妈说，她正蹲在灶前烧火，闻言猛地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别瞎说！你大姨刚走，安生点！别惹你爸心烦。”她的声音带着火气，可我看见她往堂屋的方向瞥了一眼，手在围裙上蹭了蹭，有点抖。
我爸那阵子像变了个人。以前他总爱说笑话，现在一天说不了三句话，烟抽得更凶了，一坐就是大半夜，就坐在堂屋的官帽椅上，对着八仙桌上大姨的遗像发呆。烟蒂在桌角堆得像座小山，烧完的烟灰被他用手指捻碎，洒在地上，像一层黑霜。
那天晚上，特别热。空气黏糊糊的，像裹着层湿棉花。蚊子在耳边“嗡嗡”叫，电扇转得“吱呀”响，扇叶上积着灰，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还带着股土腥味。我没盖被子，就那么平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面糊着的旧报纸黄得发脆，边角卷了起来，像只展翅的蝴蝶，随时会飞下来。
迷迷糊糊间，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是热，是冷。
一股凉气，从堂屋的方向飘过来，顺着门缝钻进我的房间，像冰水流过脚脖子，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我没睁眼，浑身的汗毛却一下子竖了起来，像被针扎了。
这不是普通的晚风。七月的农村，后半夜再凉，也不会有这么刺骨的冷，带着股说不清的味——像大姨生前总用的那瓶雪花膏，廉价的茉莉香，混着点烧纸的烟火气，还有点土腥味，像是从坟里带出来的。
屋里的电扇还在转，“嗡嗡”的，可吹到身上的风像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闷闷的，热烘烘的。蚊子不叫了，窗外的虫鸣也停了，整个世界静得可怕，只有我的心跳声，“咚咚咚”的，撞得耳膜发疼，像有面鼓在脑子里敲。
我感觉自己醒着，眼睛能看见天花板的报纸，耳朵能听见电扇的声音，可身体却动不了，像被捆在床板上，胳膊腿沉得像灌了铅，连手指头都抬不起来。眼皮重得像粘了胶水，怎么也掀不开。
这就是大人说的“鬼压床”？
冷汗顺着额头流下来，浸湿了枕巾，黏糊糊的贴在皮肤上，很不舒服。我想喊，想叫我爸妈，喉咙里却像塞了团棉花，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发出微弱的“嗬嗬”声，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就在这时，堂屋传来“吱呀”一声——是门轴转动的声音，很轻，像怕吵醒谁，带着点铁锈摩擦的涩味。
有人进来了？
我家的门是木头的，晚上睡觉从里面插着，插销是黄铜的，“咔哒”一声扣上，除非……是从外面开？可谁会半夜来？亲戚们白天都来过了，邻居也不会这么晚串门。
紧接着，是脚步声。
不是我爸的皮鞋声（我爸只有逢年过节才穿皮鞋，平时都穿胶鞋，踩在地上“咚咚”响），也不是我妈的布鞋声（我妈的布鞋是她自己做的，鞋底纳得厚，走起来“噗噗”的），是那种老式的布鞋，千层底，踩在泥土地上，“沙沙”的，很慢，一步一步，像怕踩疼了地面，朝着我的房间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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