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舅公家待了不到一年，像一块被嫌弃的抹布，又被塞给了另一家远亲。之后是堂姨家、表叔家……境况大同小异。
我不是家人，甚至不是客人，是一个时刻提醒着他们与某个疯女人有瓜葛的耻辱符号。
冷漠是常态，言语的贬损是日常，偶尔的克扣食物和无端的体罚，则让每一天都像是走在薄冰上。
有一年冬天，在堂姨家。南方的冬天湿冷入骨，他们家有取暖器，但从来不会为我打开。
我睡在连通阳台的小隔间里，被子又薄又硬，像一块冰冷的铁板。我冻得整夜睡不着，脚上长了冻疮，红肿溃烂，走路一瘸一拐。
堂姨看到，只是皱了皱眉，扔给我一管几乎没什么用的冻疮膏，说：“娇气什么？我们小时候都这样过来的。”
她自己的儿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电暖桌写作业。
有一次，表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小瓶红墨水，趁我睡着的时候，全都倒在我唯一一件还算完整的旧衬衫上。那
件衬衫是母亲没发病前给我买的，洗得发白，但对我而言是珍宝。
我醒来发现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打他。
当然打不过，被他按在地上，拳头像雨点一样砸下来。
三舅公和三舅婆听到动静出来，拉开我们，不问缘由，三舅婆的指甲立刻深深掐进我的手臂，拖着我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用冰冷的井水劈头盖脸地冲我，骂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那件染红的衬衫，被三舅婆直接扔进了灶膛，我看着火焰吞噬那抹刺眼的红，像是吞掉了我最后一点与“正常”、“温暖”有关的念想。
所以，现在回去看他们，听着那些虚伪的客套，我只感到一种荒诞的恶心。
然后，不知从哪一个失眠的深夜，或者哪一次在颠簸的车厢里对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发呆时，一个念头像水底的沉船桅杆，缓缓地顶破了意识的浮沫：我的母亲。
李无应的手稿被我翻得边角起毛，那些关于黑暗空间的走廊描述，曾经让我感到被精准解剖的颤栗，现在却似乎隔了一层毛玻璃。
他的分析再精妙，解剖的也是“别人”的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是开始于我的亲人。
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对她了解多少？
除了“疯了的母亲”这个标签，除了她给我的那些信件，我对她的人生，她的童年，她如何遇到父亲，她为何会变成那样，甚至她掐住我脖子时究竟看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她给我的信中提到过，疗养院的位置。
南山疗养院隐在丘陵深处，一条几乎被野草淹没的碎石路尽头。
地图上只是个模糊的点，问了好几个当地老人，才勉强指了个方向。
等我真正站在它生锈的大铁门前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阳光斜照，给这片巨大的废墟镀上一层不祥的金红色。
这里已经荒废很久，好像就是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事情。
主楼是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筒子楼样式，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爬满了深色的雨渍和生命力顽强的爬山虎枯藤。
副楼矮一些，门窗破损得更厉害。院子里荒草齐腰，中间一个干涸的圆形水池，池底堆满落叶和垃圾。
绝对的寂静，只有风吹过破窗和草丛的呜咽，偶尔夹杂一声不知名鸟类的短促啼叫，更添空旷。
我翻过倒塌一段的围墙，踩在厚厚的枯叶和碎石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在这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主楼的大门洞开，里面幽暗。
凭着母亲信中偶尔提及的零星信息，“窗子对着三棵很高的松树”、“走廊尽头有个永远不会准时的挂钟”、“楼梯是水磨石的，很滑”，我在迷宫般的楼层和房间中寻找。
许多房间的门牌早已脱落或模糊，门后是同样的一片狼藉：翻倒的铁床、散架的柜子、污渍斑斑的墙壁、破碎的搪瓷缸……
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户，在地上投下移动的光斑，像缓慢的时钟指针。
我的耐心在一点点消耗，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或者母亲的记忆本身就是错误的。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鬼域时，我在三楼东侧走廊的尽头，看到了那扇与众不同的门。
别的门大多是普通的木门，或开或关。而这扇门，是厚重的、带有观察窗的旧式病房门，漆成暗绿色，门框上方残留着一段用来挂门牌的金属夹子。
门上没有锁，虚掩着一条缝。
我推开门。
房间比标准病房稍大，或许曾是某种特殊看护室。
同样空荡，但奇怪的是，地面相对干净，没有那么多碎石和垃圾。一张焊死在地面上的铁架床靠在墙角，床垫早已不见，只剩锈蚀的弹簧骨架。
墙壁同样是霉斑和水渍的地图，但在靠近床头的那面墙上，有大量用指甲或什么硬物反复划刻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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