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舅公家待了不到一年,像一块被嫌弃的抹布,又被塞给了另一家远亲。之后是堂姨家、表叔家……境况大同小异。
我不是家人,甚至不是客人,是一个时刻提醒着他们与某个疯女人有瓜葛的耻辱符号。
冷漠是常态,言语的贬损是日常,偶尔的克扣食物和无端的体罚,则让每一天都像是走在薄冰上。
有一年冬天,在堂姨家。南方的冬天湿冷入骨,他们家有取暖器,但从来不会为我打开。
我睡在连通阳台的小隔间里,被子又薄又硬,像一块冰冷的铁板。我冻得整夜睡不着,脚上长了冻疮,红肿溃烂,走路一瘸一拐。
堂姨看到,只是皱了皱眉,扔给我一管几乎没什么用的冻疮膏,说:“娇气什么?我们小时候都这样过来的。”
她自己的儿子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围着电暖桌写作业。
有一次,表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小瓶红墨水,趁我睡着的时候,全都倒在我唯一一件还算完整的旧衬衫上。那
件衬衫是母亲没发病前给我买的,洗得发白,但对我而言是珍宝。
我醒来发现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发了疯似的扑上去打他。
当然打不过,被他按在地上,拳头像雨点一样砸下来。
三舅公和三舅婆听到动静出来,拉开我们,不问缘由,三舅婆的指甲立刻深深掐进我的手臂,拖着我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用冰冷的井水劈头盖脸地冲我,骂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那件染红的衬衫,被三舅婆直接扔进了灶膛,我看着火焰吞噬那抹刺眼的红,像是吞掉了我最后一点与“正常”、“温暖”有关的念想。
所以,现在回去看他们,听着那些虚伪的客套,我只感到一种荒诞的恶心。
然后,不知从哪一个失眠的深夜,或者哪一次在颠簸的车厢里对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发呆时,一个念头像水底的沉船桅杆,缓缓地顶破了意识的浮沫:我的母亲。
李无应的手稿被我翻得边角起毛,那些关于黑暗空间的走廊描述,曾经让我感到被精准解剖的颤栗,现在却似乎隔了一层毛玻璃。
他的分析再精妙,解剖的也是“别人”的故事,我的故事应该是开始于我的亲人。
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我对她了解多少?
除了“疯了的母亲”这个标签,除了她给我的那些信件,我对她的人生,她的童年,她如何遇到父亲,她为何会变成那样,甚至她掐住我脖子时究竟看到了什么或想到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她给我的信中提到过,疗养院的位置。
南山疗养院隐在丘陵深处,一条几乎被野草淹没的碎石路尽头。
地图上只是个模糊的点,问了好几个当地老人,才勉强指了个方向。
等我真正站在它生锈的大铁门前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阳光斜照,给这片巨大的废墟镀上一层不祥的金红色。
这里已经荒废很久,好像就是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的事情。
主楼是那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常见的筒子楼样式,灰扑扑的水泥墙面爬满了深色的雨渍和生命力顽强的爬山虎枯藤。
副楼矮一些,门窗破损得更厉害。院子里荒草齐腰,中间一个干涸的圆形水池,池底堆满落叶和垃圾。
绝对的寂静,只有风吹过破窗和草丛的呜咽,偶尔夹杂一声不知名鸟类的短促啼叫,更添空旷。
我翻过倒塌一段的围墙,踩在厚厚的枯叶和碎石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在这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主楼的大门洞开,里面幽暗。
凭着母亲信中偶尔提及的零星信息,“窗子对着三棵很高的松树”、“走廊尽头有个永远不会准时的挂钟”、“楼梯是水磨石的,很滑”,我在迷宫般的楼层和房间中寻找。
许多房间的门牌早已脱落或模糊,门后是同样的一片狼藉:翻倒的铁床、散架的柜子、污渍斑斑的墙壁、破碎的搪瓷缸……
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户,在地上投下移动的光斑,像缓慢的时钟指针。
我的耐心在一点点消耗,怀疑自己是否找错了地方,或者母亲的记忆本身就是错误的。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准备离开这令人窒息的鬼域时,我在三楼东侧走廊的尽头,看到了那扇与众不同的门。
别的门大多是普通的木门,或开或关。而这扇门,是厚重的、带有观察窗的旧式病房门,漆成暗绿色,门框上方残留着一段用来挂门牌的金属夹子。
门上没有锁,虚掩着一条缝。
我推开门。
房间比标准病房稍大,或许曾是某种特殊看护室。
同样空荡,但奇怪的是,地面相对干净,没有那么多碎石和垃圾。一张焊死在地面上的铁架床靠在墙角,床垫早已不见,只剩锈蚀的弹簧骨架。
墙壁同样是霉斑和水渍的地图,但在靠近床头的那面墙上,有大量用指甲或什么硬物反复划刻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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