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不存在的活人
2024 年六月,骄阳似火,炽热的阳光毫不留情地烘烤着大地,将民政局的玻璃门烤得仿佛能烫伤人的手。陶明,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人,紧紧攥着那本磨出毛边的身份证,手心不断渗出的汗水洇湿了塑料外壳。他一脸焦急地站在退休手续办理窗口前,第三次重复着自己的名字:“同志,我叫陶明,户籍地江阴市五星街道,1964 年生人。”
窗口后的年轻姑娘戴着一副精致的眼镜,她微微皱眉,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击着。屏幕上的光标快速跳动了三下,却突然定格成了刺眼的红色。她咬了咬嘴唇,似乎在艰难地斟酌着该如何措辞,犹豫片刻后说道:“大爷,系统显示…… 您的户籍状态异常,登记为…… 宣告死亡。”
陶明的耳朵仿佛被重锤猛击,“嗡” 地一声巨响,整个人瞬间愣住。他手中的退休申请表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缓缓飘落在地。“你说啥?” 他难以置信地凑近窗口,老花镜顺着鼻梁滑到了鼻尖,瞪大了眼睛,“我这不活得好好的?昨天还在工地搬砖,今天就成死人了?”
他这一嗓子,引得大厅里的人纷纷侧目。众人的目光中,有好奇,有惊讶,更多的是疑惑。一位身穿制服、身姿挺拔的保安迅速走了过来,他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客气地将陶明扶到休息区,说道:“大爷您别急,可能是系统出问题了。” 说着,他转身倒了杯热水,递给陶明,关切地问道:“您记得最后一次用身份证是什么时候?”
陶明捧着搪瓷缸的手不由自主地开始微微颤抖。最后一次?他努力回忆着,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下子穿越回了 1995 年那个秋风瑟瑟的秋天。在法院的调解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他愤怒地将身份证重重地拍在桌上,大声吼着:“这婚必须离!” 那时的钱芳哭得眼睛红肿,像两颗熟透的桃子,母亲则在走廊里急得直跺脚。而他,揣着离婚证,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法院,从此便再也没回过江阴。
这二十年,对陶明来说,就像一场混沌不堪的梦。他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在广州的工地上,烈日高悬,他弯着腰,一块一块地搬着沉重的砖头,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滴落在滚烫的地面;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他守着一个小小的摊位,每天迎来送往,为了生计低声下气地与人讨价还价;在厦门的渔船上,海风呼啸,他在摇晃的甲板上,帮着渔民们忙碌,咸涩的海水溅在他的脸上,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换过十几个手机号,那些号码就像他漂泊的足迹,一个个被岁月遗忘。他住过无数个没有窗户的隔间,狭小、阴暗,仿佛是城市的角落中被遗忘的存在。直到上个月,在脚手架上,他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了下来。包工头给了他一笔补偿金,无奈地说他年纪大了,不适合再干重活。那一刻,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我要查清楚。” 陶明把搪瓷缸重重地放在桌上,水渍溅到了他那磨破的解放鞋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坚定,“我妈还在不在?我儿子…… 现在怎么样了?”
保安看着他那微微佝偻的背影,心中一动,突然想起上周社区发的寻人启事,上面说有位马老太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失踪的儿子。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拨通了街道办的电话。
第二节:尘封的死亡判决
街道办里,王主任是个微胖的中年女人,她为人热情,做事认真负责。当她得知陶明的事情后,立刻在档案室里翻找起来。档案室里弥漫着一股陈旧的气息,灰尘在透过窗户的光线中肆意飞舞。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那个积灰的档案袋,刚一打开,抽屉里的樟脑丸味就呛得人直打喷嚏。“陶明是吧?” 她一边说着,一边抽出那份泛黄的判决书,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不清,像是岁月在上面留下的斑驳痕迹。“2005 年,你母亲马淑珍申请宣告你死亡,法院判了。”
陶明的手指轻轻抚过 “宣告死亡” 这四个字,纸页脆得仿佛轻轻一用力就会碎掉。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问道:“我妈…… 她啥时候没的?”
“前年冬天走的,走的时候八十七岁。” 王主任说着,递给他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坐在轮椅上,面容憔悴却又带着一丝期盼,怀里紧紧抱着个相框。“这是她最后一张照片,怀里抱的是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二十多年了,一直带在身上。”
陶明看着照片,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泪水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砸在照片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母亲总是满脸骄傲地把他的奖状贴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逢人便夸自己的儿子;想起离婚那天,母亲紧紧拉着他的胳膊,声音带着哀求:“回家吧,妈给你做红烧肉。” 而他却狠狠甩开母亲的手,摔门而去,母亲那绝望的哭声,像一根尖锐的针,扎在他的后背,整整二十年,从未停止过刺痛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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