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被抓住更偶然。他在农家买饼，掏钱时露了腰间的玉佩——那是进士及第时老师送的。农家的儿子眼尖，夜里带人摸过来。这次他被卖给了另一伙人，价钱是两袋小米。
新主子是个自称“将军”的莽汉，让他写檄文讨伐邻县不肯归附的豪强。伊噀握着笔，手发抖。他写过判词，写过奏折，从未写过这种刀光剑影的文字。
“写啊！”将军的刀架在他脖子上。
伊噀落下第一笔，忽然想起王博士背诵的句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他顿了顿，笔锋一转，写的竟是劝和之语。将军不识字，满意地拿走了。后来听说，那封信被对方撕得粉碎，两边打得血流成河。
那天夜里，伊噀做了个梦。梦见泾阳县的百姓排着队来告状，这个说田被占了，那个说牛被偷了。他惊堂木一拍，正要说话，所有人忽然都变成了持刀的乱兵。
他是被雨淋醒的。柴房漏雨，同关的一个老石匠帮他挪到干燥处。老石匠说：“你是好官，我知道。三年前你修泾河堤坝，我儿子去做工，回来夸县老爷亲自挑土。”
伊噀愣住了。他完全不记得这件事——那堤坝修了三个月，他天天去监工，挑过土，打过夯，给民夫发过绿豆汤。可每个人他都记不清了。
“你儿子……”
“死在长安了。”老石匠说得很平静，“守城时死的。”
伊噀忽然明白那种违和感从何而来了。这些抓住他的人，这些在路上遭遇的人，可能都曾是他的子民，或者是他子民的亲人。而他现在是个逃亡者，和他们一样在乱世里挣扎。
第二次逃脱是趁乱。官兵打过来时，俘虏营炸了锅。伊噀跟着人群往外冲，背上挨了一棍，昏死过去。醒来时躺在乱葬岗，身边都是尸体。他爬出来，找到一身死人衣服换上，这次连玉佩都扔了。
从此他彻底成了另一个人：走路驼背，说话带口音，手上故意磨出老茧。遇见盘查就说自己是走方的郎中，还真的靠记忆中几页医书，治好了几个发烧的孩童。孩子的母亲送他半块饼，他掰成三份，吃两天。
腊月里，他到了蓝关附近。山岭连绵，古道崎岖，妻子所在的商州就在山那边。算算日子，如果顺利，年前就能团聚。这个念头让他脚步轻快起来，甚至哼起了年轻时爱唱的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然后他看见了老虎。
那是一只瘦骨嶙峋的猛兽，显然也饿久了，眼睛在暮色里发着绿光。伊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想起这些年读过的书：孔子过泰山侧，苛政猛于虎；柳宗元写《捕蛇者说》，赋敛之毒尤甚是蛇。现在他真的面对猛虎了，心里却异常平静。
也许这就是命吧。躲过了刀兵，躲过了饥寒，躲过了无数次追捕，最终在这里等着他的，是最原始的自然法则。人总以为能算计一切，可乱世像一张大网，每个网格都是意外。
老虎扑过来时，伊噀没有闭眼。他看见夕阳把山岭染成血色，看见远处的炊烟——那里应该有个村落，人们正在准备晚饭。他想，妻子现在在做什么呢？小儿子该学《论语》了吧？“士见危致命”，老师当年讲解这句时，说危难时才见真品格。
他忽然笑了。这一路逃亡，他见过卖友求生的，见过易子而食的，也见过把最后一口粮让给陌生人的。他自己呢？没做什么壮举，只是努力活着，努力想回到家人身边。这算不算一种坚持？
疼痛袭来时，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怕。视野模糊前，他最后看见的是泾阳县衙那方匾额，在记忆中清晰如昨：“明镜高悬”。
雪落下来，覆盖了血迹，覆盖了足迹，覆盖了蓝关古道。来年春天，这里会开出野花，行商会重新走过，孩子们会唱起歌谣。没人记得曾经有个叫伊噀的县令走过这条路，就像没人在意每片雪花各自的形状。
但每一片雪花都曾完整地存在过，在飘落的瞬间，映照过整个天空。
后来，商州的妻子等了三年，改嫁了。儿子长大了，读书做官，偶尔听人说起黄巢之乱时的旧事，会愣一愣神。泾阳县志在“名宦”栏里记了一笔：“伊噀，任内修堤赈灾，民念其德。”就这么一句，没了。
乱世像一场大风，吹散无数人生。有人成了史书里的名字，有人成了统计数字里的尘埃。伊噀的故事之所以被记下，大概是因为它太普通——普通到每个人都能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曾在生活的围追堵截中奔逃，都曾与看不见的“猛虎”对峙，都怀揣着回到某个“蓝关”彼端的念想。
而故事最后那问句，其实早有答案：患祸之来，固不可苟免，但人之为人的光，正在于那“不可免”中依然前行的足迹。就像雪地里的脚印，虽终将被覆盖，但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生命本身最庄重的确认。
这或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慈悲：它忘记具体姓名，却记住人类共有的挣扎与尊严。在每个时代的风雪里，真正重要的并非是否抵达，而是我们始终未曾放弃行走——这份行走的意志，比任何目的地都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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