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哥，你还记得去年我爷爷带你去大阪，遇到的那个卖鱼丸的老伯吗？”芽衣忽然开口，目光落在地面的光影里，声音比刚才轻了些，“他跟爷爷说，年轻时在渔港当搬运工，每天天不亮就去扛箱子，有次腰伤了想请半天假，工头说‘你不扛，有的是人扛’，他只能咬着牙接着干。后来自己开了鱼丸摊，每天收摊后都要把锅碗瓢盆擦三遍，连灶台缝里的油污都要抠干净——他说‘要是不弄干净，明天客人就不来了，赚不到钱就活不下去’。”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向地面，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中间隔着一道细细的空隙。想起森川医生说的“战后生存本能”，忽然觉得那老伯擦灶台的动作，和森川医生排列器械的动作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在生存的缝隙里把自己逼到极致，用“精准”和“克制”裹紧自己，生怕一点差错就跌进无底的空处。
正说着，诊所的玻璃门“叮”地一声开了，出来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手里攥着病历本，脚步匆匆得像在赶时间。她路过我们时，手机突然响了，接起电话的瞬间，紧绷的语气里透出几分不易察觉的委屈：“妈，我今天看牙花了三万日元，这个月房租还没凑够……”可没说两句，她又立刻压低声音，语气硬了回去，“知道了，我不会跟同事借钱的，你别担心，我自己能解决。”挂了电话，她抬手飞快抹了把眼睛，又立刻挺直脊背，快步走进夜色里，背影绷得像根即将断裂的弦。
“你看，”芽衣的声音轻得快被风吹散，“她明明很难过，却不敢在电话里多哭一会儿，也不敢跟同事开口——怕给妈妈添麻烦，怕被同事看不起，最后只能自己扛着。”
我点点头，想起森川医生说的“圈子”。那些看似能提供安全感的“圈”，其实是一层又一层裹在人身上的壳。公司是壳，用来挡住“失业”的恐惧；AA制是壳，用来挡住“欠人情”的麻烦；连客气的鞠躬和疏离的微笑，都是壳，用来挡住“被看穿脆弱”的不安。就像东京的填海造地，明明是松软的海底泥沙，却要硬撑着盖起高楼，只能靠钢筋水泥一层层加固——他们的心里，也早用“克制”和“疏离”砌起了高墙，墙里藏着不敢外露的脆弱，墙外是不容半分差错的生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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