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川医生终于停下动作，摘下手套的手指修长干净，却没半分温度：“曹先生是中国人吧？你们可能觉得频繁看牙是‘讲究’，在我们这里，是‘必要’。”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泛黄的旧报纸，1947年的《朝日新闻》上印着战后东京的老照片，挤满灾民的防空洞里，有人正用断了柄的牙刷蹭牙齿，“战后物资匮乏，粮食里掺着砂石，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掉光了牙——没有牙齿就嚼不动食物，嚼不动食物就活不下去。从那时起，‘保护牙齿’就成了我们的生存本能，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活着。”
他指着诊室墙上的“齿科健康金字塔”，最底层写着“每日清洁”，最顶层是“定期检查”，每一级都标着具体的时间和频率：“你们中国人常说‘生死有命’，我们不一样。明治时期就有‘齿科报国’的说法，牙齿好才能当兵、才能做工，才能为国家‘贡献力量’。到了现在，牙齿成了‘社会名片’——你去面试，若是牙齿发黄，面试官会觉得你‘生活不规律’；你去相亲，若是有蛀牙，对方会觉得你‘不会管理自己’。我们的牙齿，早不是自己的了，是‘生存工具’，是‘社会评价的一部分’。”
芽衣躺在诊疗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攥着我的衣角，森川医生继续调试着牙钻，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麻木：“就像我们的人，也早把自己‘物化’了。你看公司里的职员，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像齿轮一样转，老板说‘这个项目要加班’，没人会问‘为什么’，只会说‘嗨’——因为一旦拒绝，就可能被踢出‘公司圈’，没有圈子，在东京就像没有牙齿，活不下去。”
他忽然看向窗外，晚高峰的车流像发光的河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车道里往前挤，没有一辆车敢越线：“我们从小就被教‘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朋友聚餐AA制，不是小气，是‘不欠人情’；父母老了自己住养老院，不是不孝，是‘不拖累子女’；连谈恋爱，都要算清楚‘谁付了电影票钱’‘谁买了咖啡’——不是把感情看得淡，是怕‘欠了对方’，最后扯不清。”
“那男女关系呢？”我想起芽衣在馄饨店说的“风俗店”，“很多人说东京的男女关系很随便？”
森川医生的牙钻突然停了，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冷了些：“不是随便，是‘高效’。你去新宿的酒吧，男生递杯酒，女生接了，就知道‘今晚的目的’；第二天早上各自走掉，不会问‘你叫什么’，不会留联系方式——大家都清楚，这只是‘临时需求’，不是‘感情’。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稳定’是奢侈品，‘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就像战后那代人，饿肚子的时候，爱情、亲情都不如一块饭团重要；现在日子好了，可那种‘怕饿肚子’的本能还在，所以每个人都在找‘安全圈’——公司是圈，社团是圈，甚至一起加班的同事也是圈，出了圈，就觉得自己像暴露在寒风里，没有依靠。”
芽衣检查完，森川医生递来缴费单，上面每一项费用都列得清清楚楚，连“一次性口腔镜”的钱都单独标出来。前台护士收完钱，再次鞠躬：“感谢光临，下次预约在三个月后，我们会提前一周发邮件提醒。”全程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没有一丝多余的动作，像台精准运行的机器。
走出诊所时，夜风带着榉树的叶子飘落在肩头，芽衣忽然说：“东哥，刚才森川医生说的‘圈子’，我以前在学校也遇到过。社团里的人一起做活动时特别亲热，可出了社团，在路上遇见都不会打招呼——他们说‘社团是社团，私下是私下’，不能混在一起。”
我看着街上匆匆走过的人，每个人都低着头看手机，耳机里塞着耳塞，像把自己装进了透明的罩子里。有对情侣并肩走着，男生手里提着女生的包，却保持着半臂的距离；有位老太太拄着拐杖慢慢走，对面过来的年轻人鞠躬后就快步走开，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需要帮忙吗”。
“你看，”我指着不远处的便利店，一个穿西装的上班族正在买便当，付钱时把硬币摆得整整齐齐，接过便当后微微鞠躬，转身就靠在窗边吃起来，全程没跟店员多说一个字，“森川医生说的‘物化’，其实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把自己当成‘产品’，把别人当成‘客户’，每一步都算好‘成本’和‘收益’，不浪费时间，不浪费感情，这样才能在东京活下去。”
芽衣攥紧了我的手，指尖带着点凉：“可这样活着，不累吗？像个没有心的机器人。”
夜风里，远处写字楼的灯光还亮着，像无数双没有感情的眼睛。我想起森川医生诊室里的牙钻，想起那些排列整齐的金属器械，想起他说的“牙齿是生存工具”——在这座被历史和自然环境逼到绝境的城市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磨牙”，磨掉多余的感情，磨掉脆弱的善良，只为在拥挤的生存空间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然后像齿轮一样，继续转下去。晚风把榉树叶子吹得沙沙响，芽衣下意识往路灯亮处挪了半步，指尖轻轻拢了拢被风吹乱的衣领。我们隔着小半臂的距离站在诊所外，看着玻璃门里护士们收拾诊室的身影——她们叠白大褂的动作如出一辙，边角对齐，褶皱抚平，像在摆弄早已设定好程序的人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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