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如惊雷般传遍神州大地。
城市里锣鼓喧天，游行的队伍绵延不绝；乡村中炊烟袅袅处，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压抑多年的笑容，奔走相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
杨集镇也不例外，田埂上干活的农民放下锄头相互道贺，公社的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庆祝的新闻，孩子们举着小红旗在街巷里奔跑嬉闹，整个镇子都沉浸在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中。
可这份欢腾，却没能照进公社革委会主任陈家旺的心里。
他蜷缩在办公室昏暗的套间里，房门紧闭，任由外面的锣鼓声、欢呼声穿透墙壁，只觉得字字句句都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他枯坐在木椅上，指尖的烟卷燃了又灭，烟灰落了满衣襟。“连‘四人帮’那样的大人物都能被揪出来审判，自己这个最多‘八品’的公社干部，还能躲得过？”
他喃喃自语，眼神里满是惶恐。陈家旺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在杨集的名声早已臭不可闻——批斗老干部、欺男霸女、中饱私囊，桩桩件件都刻在乡亲们的心里，民怨早已积得像山一样高。
从那天起，陈家旺彻底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整日惶惶不可终日。
他不敢再出门露面，怕撞见那些被他迫害过的人，只能躲在办公室或自家屋内，靠酒精麻醉自己，让浑浊的酒液暂时麻痹内心的恐惧。
到了晚上，酒意上涌，他便偷偷跑到几个“干女儿”屋中厮混。
那些小姑娘年纪尚轻，对时事缺乏敏感，迫于他的淫威，只能任由他作践。
清醒的时候，陈家旺也不是没想过自救。他知道，曾被自己迫害过的张景明，眼看就要平反复职。
虽说后来张大妮嫁给了侄子陈国强，他对张景明的关注少了些，但当初那些迫害手段，他自己想起来都心有余悸——让张景明顶着烈日挖河泥，在批斗会上肆意羞辱，没日没夜地让他写交待材料。
“张景明在我这遭了那么大的罪，怎么可能不记仇？”陈家旺越想越怕，可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试一试。
这天，陈家旺揣着忐忑的心思，踅摸到了公社电影放映队。
陈国强正在整理放映机，看到三叔突然来访，心里便猜到了七八分。
“国强啊，”陈家旺搓着手，眼神躲闪，语气带着几分讨好，“我听说……你那老丈人最近要回县里任职了？”
陈国强点点头，没多说话。陈家旺见状，又往前凑了凑：“你看，当初我对张县长做的那些事，确实有点过分，也是被形势逼的嘛。县革委会主任当时就盯着他，我一个公社干部，哪敢不听他的话？”
他拉着陈国强的胳膊，近乎哀求，“现在他是你老丈人了，你能不能帮我在他面前递句话，求他高抬贵手，原谅我这一回？毕竟我和他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
陈国强看着三叔那局促的样子，再没了往日的嚣张跋扈，心里五味杂陈。
虽说三叔做了不少坏事，但毕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从小也疼过他。
“三叔，这话我倒是能去说，可当初您下手也太狠了！”陈国强叹了口气，“我丈人那时候被你弄的整日病恹恹的，走路跟风烛残年的老头子似的东倒西歪，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疼。”
“是是是，我知道错了！”陈家旺连忙点头，“你就帮我试试，探探他的口风，回头告诉我一声就行。”陈国强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答应下来。
当晚没有放映任务，张景明老两口特意来到女儿女婿家吃饭。
张大妮已经生了第三个孩子，两儿一女绕在桌旁叽叽喳喳，屋子里满是欢声笑语。
张景明看着女儿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再想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心情格外舒畅，席间特意跟陈国强讨了杯酒：“今晚得好好喝一杯，庆祝这好日子！”
陈国强陪着老丈人和自己母亲喝了几杯，趁着酒劲，试探着提起了陈家旺的事：“爹，您说现在这形势，像三叔那样的造反派头头，还能保得住位置吗？”
张景明夹菜的手顿了顿，目光沉了沉：“保不住。他在杨集干的那些事，民愤太大，拨乱反正迟早会查到他头上。”
陈国强心里一紧，又追问道：“那以后您到县里任职，能不能……能不能放过他一马？毕竟他是我亲三叔。”
张景明放下酒杯，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和他没有私怨，当初他迫害我，说到底也是被形势所逼。但他的事，得由上级审查定夺。真要是查出来有罪，那他就得伏法；要是没罪，才能安稳过日子。这得由人民来审查，由历史来评判，历史的审查从来都是公正的。”
陈国强听了这话，便不再多言，只是默默陪着喝酒，心里清楚三叔的事，终究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
第二天，陈国强把老丈人的原话告诉了陈家旺。
陈家旺听完，半晌没出声，指间的烟卷烧到了手指才猛地回过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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