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张景明的性子,刚直不阿,说一不二,再去求情也多半是白费功夫。
可他心里又揣着一丝侥幸:这年头,像他这样的公社造反派头头又不是个例,到处都是,俗话说“法不责众”,说不定能靠着这股“众势”躲过一劫。
就在这既惶恐又侥幸的纠结里,陈家旺惴惴不安地挨到了1977年的春节。
他原本盘算着,要去张景明家磕个头、赔个罪,可思来想去,终究还是放弃了——事到如今,再多的道歉也显得虚伪,倒不如让时间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各地都在清理大案冤案。
但这股势头一般都是从中央、省市县逐级往下推进,杨集这样的小镇暂时还没被真正波及。
除了极个别民愤极大的被先行处理,像陈家旺这样的人,暂时还不在清理范围内。
可越是这样,陈家旺心里越煎熬,整日坐立难安,生怕哪天公安人员就找上门来。
这期间,张景明果然如期回到县里重新履职,担任淮海县县委副书记,成了县里的第三号人物。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刚一传开,市委组织部的人便匆匆来到他家,把市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因此,他比外界更早知晓了自己即将走上新的岗位。
在杨集的后几年,随着不再遭受批斗和冲击,他的生活趋于安稳,身体也在调养中渐渐恢复了硬朗,完全能够胜任新岗位的要求。
张大妮也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功底,从代课教师顺利转为了民办教师,在杨集中学教英语,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张大妮的弟弟张光辉,也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如愿考上了大学,让张景明一家倍感欣慰。
其实张大妮当初也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她原本就已经读了三年大学,基础扎实。
可看着家里三个年幼的孩子,丈夫陈国强在公社上班整日忙碌,婆婆已经六十多岁,还是小脚,根本无力照顾孩子,她犹豫了很久。
后来征求了父亲张景明的意见,张景明劝她:“教书育人也是积德的事,你现在教得好好的,孩子们也离不开你。真要是想深造,以后有的是机会。”
张大妮想想也是,自己对英语教学已经得心应手,丈夫和婆婆对她又疼爱有加,家庭和睦美满,何必再去折腾?
于是便安下心来,继续留在杨集中学任教,踏踏实实地过着舒心安稳的日子。
就在杨集人渐渐适应了这平静向好的生活,把那些动荡岁月的阴影慢慢淡忘时,1979年夏,一条消息突然像惊雷般在小镇上炸开,让所有人心头一震——县公安局打电话到杨集派出所,让国强娘立刻前往县里。
张所长接到电话时,正在院子里浇花,一听这话,手里的水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不敢耽搁,连忙跑到隔壁的公社电影队,气喘吁吁地找到正在检修设备的陈国强:“国强,快!县公安局来电话,让你娘立马去县里一趟!”
陈国强心里猛地一沉,手里的工具差点滑落:“张所长,这是咋回事?为啥找我娘?还是公安局?”
“我也不清楚,”张所长抹了把额头的汗,“县局就说你们生产队的杨秀珠的要见她。”
“杨秀珠?”陈国强像被雷击了一样,愣在原地。
听说他前几年就去了南方谋生,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了音讯,怎么会突然在县公安局,还要见自己的母亲?
“张所长,你没听错?她真是要见我娘?”陈国强还是不敢相信。
“千真万确,他们说她牵涉到一个投机倒把的大案子!”张所长点点头,“县局的人特意强调了,杨秀珠要见她,让你娘尽快过去,你要是方便,最好陪她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陈国强不敢怠慢,心里七上八下的,一边琢磨着到底出了什么事,一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国强娘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儿子一说,手里的鸡食盆差点扔在地上:“秀珠妹子?她咋会在公安局?她不到了南方?咋就投机倒把了?”
“我也不知道,”陈国强扶着母亲的胳膊,“娘,咱别多想了,赶紧收拾一下,我陪你去县里看看就知道了。”
母子俩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匆匆赶往县城。
一路颠簸,国强娘心里翻江倒海,满脑子都是杨秀珠当年的样子:梳着齐耳短发,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带领着女社员们下地干活,喊口号时声音洪亮,一点不比男人差。
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怎么会落到公安局手里?
到了县公安局,说明情况后,一名公安干警带着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羁押室门口。“进去吧,注意点,别聊太久。”
干警打开门,叮嘱道。国强娘深吸一口气,拉着儿子走了进去。
羁押室里灯光昏暗,墙壁斑驳,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靠墙的凳子上,坐着一个戴着手铐的女人,正是杨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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