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张景明的性子，刚直不阿，说一不二，再去求情也多半是白费功夫。
可他心里又揣着一丝侥幸：这年头，像他这样的公社造反派头头又不是个例，到处都是，俗话说“法不责众”，说不定能靠着这股“众势”躲过一劫。
就在这既惶恐又侥幸的纠结里，陈家旺惴惴不安地挨到了1977年的春节。
他原本盘算着，要去张景明家磕个头、赔个罪，可思来想去，终究还是放弃了——事到如今，再多的道歉也显得虚伪，倒不如让时间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日子一天天过去，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各地都在清理大案冤案。
但这股势头一般都是从中央、省市县逐级往下推进，杨集这样的小镇暂时还没被真正波及。
除了极个别民愤极大的被先行处理，像陈家旺这样的人，暂时还不在清理范围内。
可越是这样，陈家旺心里越煎熬，整日坐立难安，生怕哪天公安人员就找上门来。
这期间，张景明果然如期回到县里重新履职，担任淮海县县委副书记，成了县里的第三号人物。
“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刚一传开，市委组织部的人便匆匆来到他家，把市里的决定当面告诉他。因此，他比外界更早知晓了自己即将走上新的岗位。
在杨集的后几年，随着不再遭受批斗和冲击，他的生活趋于安稳，身体也在调养中渐渐恢复了硬朗，完全能够胜任新岗位的要求。
张大妮也凭借着扎实的教学功底，从代课教师顺利转为了民办教师，在杨集中学教英语，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张大妮的弟弟张光辉，也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如愿考上了大学，让张景明一家倍感欣慰。
其实张大妮当初也动过参加高考的念头，她原本就已经读了三年大学，基础扎实。
可看着家里三个年幼的孩子，丈夫陈国强在公社上班整日忙碌，婆婆已经六十多岁，还是小脚，根本无力照顾孩子，她犹豫了很久。
后来征求了父亲张景明的意见，张景明劝她：“教书育人也是积德的事，你现在教得好好的，孩子们也离不开你。真要是想深造，以后有的是机会。”
张大妮想想也是，自己对英语教学已经得心应手，丈夫和婆婆对她又疼爱有加，家庭和睦美满，何必再去折腾？
于是便安下心来，继续留在杨集中学任教，踏踏实实地过着舒心安稳的日子。
就在杨集人渐渐适应了这平静向好的生活，把那些动荡岁月的阴影慢慢淡忘时，1979年夏，一条消息突然像惊雷般在小镇上炸开，让所有人心头一震——县公安局打电话到杨集派出所，让国强娘立刻前往县里。
张所长接到电话时，正在院子里浇花，一听这话，手里的水壶“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不敢耽搁，连忙跑到隔壁的公社电影队，气喘吁吁地找到正在检修设备的陈国强：“国强，快！县公安局来电话，让你娘立马去县里一趟！”
陈国强心里猛地一沉，手里的工具差点滑落：“张所长，这是咋回事？为啥找我娘？还是公安局？”
“我也不清楚，”张所长抹了把额头的汗，“县局就说你们生产队的杨秀珠的要见她。”
“杨秀珠？”陈国强像被雷击了一样，愣在原地。
听说他前几年就去了南方谋生，自那以后便再也没有了音讯，怎么会突然在县公安局，还要见自己的母亲？
“张所长，你没听错？她真是要见我娘？”陈国强还是不敢相信。
“千真万确，他们说她牵涉到一个投机倒把的大案子！”张所长点点头，“县局的人特意强调了，杨秀珠要见她，让你娘尽快过去，你要是方便，最好陪她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陈国强不敢怠慢，心里七上八下的，一边琢磨着到底出了什么事，一边火急火燎地赶回家。
国强娘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儿子一说，手里的鸡食盆差点扔在地上：“秀珠妹子？她咋会在公安局？她不到了南方？咋就投机倒把了？”
“我也不知道，”陈国强扶着母亲的胳膊，“娘，咱别多想了，赶紧收拾一下，我陪你去县里看看就知道了。”
母子俩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匆匆赶往县城。
一路颠簸，国强娘心里翻江倒海，满脑子都是杨秀珠当年的样子：梳着齐耳短发，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带领着女社员们下地干活，喊口号时声音洪亮，一点不比男人差。
这样一个能干的女人，怎么会落到公安局手里？
到了县公安局，说明情况后，一名公安干警带着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羁押室门口。“进去吧，注意点，别聊太久。”
干警打开门，叮嘱道。国强娘深吸一口气，拉着儿子走了进去。
羁押室里灯光昏暗，墙壁斑驳，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靠墙的凳子上，坐着一个戴着手铐的女人，正是杨秀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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