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我追问着，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口袋里的打火机，金属外壳的凉意透过布料渗进来，却压不住心里窜起的燥热。
老赵灌了口二锅头，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他用袖子胡乱擦了擦：“后来啊……后来就没见过了。大概是黄皮子家出事之后，他就没再来过。说起来也怪，他天天在那儿蹲点，黄皮子家的保姆都见过他好几回，跟黄皮子说了，黄皮子还派人去撵过，可那老头跟泥鳅似的，一看见人过来就溜，转个弯就没影了，跟长在那片儿似的。”
老陈在旁边敲了敲烟杆，烟灰簌簌落在脚边的青砖上：“怕是跟黄皮子有仇吧。这一带谁不知道黄皮子的底细？早年发家那阵子，手上沾没沾血都说不准，结下的仇家能从巷头排到巷尾。只是没想到，来寻仇的是这么个不起眼的老头。”
我没接话，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得慌。原来陈建国不仅设了局，还亲自去盯着黄皮子家的动静，他是在等一个结果，还是在等一个同归于尽的机会？想起他眼角那道浅浅的疤，在路灯下泛着青白的光，那大概不是天生的，是被生活的棱角硬生生划出来的。
“林老板，你打听这个干啥？”老赵眯起眼打量我，“你认识那老头？”
“不认识。”我连忙摇头，端起老陈递来的凉茶喝了一口，试图掩饰语气里的慌乱，“就是听着稀奇，随便问问。”
老陈笑了笑，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林老板是文化人，不懂我们这些底层人的恩怨。这世上啊，好多事说不清道不明，就像黄皮子，当年多风光，谁能想到老了老了，栽在自己儿子手里？”他顿了顿，往巷口瞥了一眼，“不过话说回来，那老头也怪可怜的，有次我看见他蹲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盒饭吃，手里还攥着个空酒瓶子，跟个孤魂似的。”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五万块，他大概没舍得花在自己身上。那些“懂行的”人或许分走了大半，剩下的可能都用在了打听消息、蹲点守路上，他自己依旧啃着干馒头，捡着别人的剩饭，就为了看黄皮子摔得粉身碎骨。
“对了，”老赵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前几天黄皮子家不是被催债的堵门吗？我路过的时候，看见那老头就蹲在对面的树底下，手里拿着个打火机，打了好几次都没打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黄皮子家的大门，那眼神……啧啧，跟要吃人似的。”
打火机……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刻着“平安”的打火机。原来那天在公园，他的打火机真的坏了，他就是用那样一个打不着火的玩意儿，在寒风里蹲了一天又一天，盯着仇家的门，心里烧着一团不灭的火。
“后来催债的把黄皮子家的玻璃砸了，黄皮子那婆娘哭得跟杀猪似的，他儿子缩在屋里不敢出来，黄皮子自己在医院打电话叫人，结果没人敢来帮忙——以前跟他称兄道弟的，现在都躲得远远的。”老赵说得兴起，又喝了口酒，“那老头就一直蹲在那儿看，直到催债的走了，他才慢慢站起来，往公园的方向走，走几步回头看一眼，跟完成了啥大事似的。”
我沉默地听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陈建国在公园长椅上啃馒头的样子，在黄皮子家对面树底下蹲守的样子，在催债的砸门时死死攥着坏打火机的样子。他不是在复仇，他是在给自己心里的那口气找个出口，给那些被黄皮子坑害的人讨个说法，哪怕这个说法来得这么狼狈，这么凶险。
“林老板，你咋不说话了？”老陈推了推我，“是不是觉得这些事太糙，听着不舒服？”
“不是。”我摇摇头，声音有点发哑，“就是觉得……不容易。”
“可不是嘛。”老陈叹了口气，“谁活着容易啊？王老板当年做的口水麻鸭，那叫一个香，街坊邻居谁不夸？结果呢？被黄皮子坑得连祖传的卤料方子都卖了，临死前还惦记着那口锅。李老板更不用说，以前在街口开五金店，人老实得很，谁赊账都答应，最后被黄皮子卷走了货款，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不认他，落得个断腿的下场。”
他磕了磕烟杆，眼神飘向远处：“那老头啊，说不定就是替这些人出头的。只是这出头的代价太大，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
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钱放在桌上：“老陈，老赵，今天的酒钱我付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哎，林老板，不用……”老陈想把钱推回来，被我按住了。
“拿着吧。”我笑了笑，“就当……就当我请两位老哥喝杯酒，听个故事。”
走出巷子的时候，晚风更凉了，吹得人脖子后面发紧。巷口的路灯忽明忽暗，把我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像个找不到方向的魂。我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了街心公园。
长椅上空空如也，垃圾桶旁边干干净净的，连片落叶都没有。我在长椅上坐下，深秋的夜已经带着霜气，木头椅子凉得刺骨，像坐在冰窖里。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接着又归于寂静，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呜呜咽咽的，像谁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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