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领导来调研时，王镇长特意穿了件新买的夹克，领着队伍参观棚子。“这是我们的标杆项目，采用生态循环模式，每年能带动五十户脱贫。”他指着棚里的鸡鸭，说得头头是道。领导笑着点头，快门声此起彼伏，没人注意到棚子角落堆着的饲料袋，上面印着“过期处理”的字样，也没人问，这五十只鸡鸭，怎么能撑起“年出栏三万只”的招牌。
调研结束后，王镇长在工作群里发了九宫格照片，配文：“市领导深入我镇调研指导，充分肯定生态养殖成果！”下面立刻排起了长队，“领导辛苦了”“为我镇点赞”的回复刷了满屏。他看着手机，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心里松了口气——这个月的“调研任务”总算完成了，至于那五十户脱贫数据，反正没人会真的去村里挨家挨户统计。
住建局的“危房改造验收”，更是荒唐。张科长带着队伍来验收时，车都没开进村里，只在村口看了两户“样板房”。这两户是特意选的，房主是村主任的亲戚，房子翻新得又快又好，墙上还刷了“感谢党恩”的标语。张科长在验收表上签了字，拍了几张照片，就算“全部验收合格”。
村尾的三户老人，住着漏雨的土坯房，听说验收组来了，拄着拐杖来求助。他们刚走到村口，就被工作人员拦在警戒线外。“领导时间紧，要去下一个点，有问题下次再说。”工作人员的语气冷冰冰的，把老人手里的危房照片推到地上。老人弯腰去捡，照片被风吹得老远，像一片破旧的叶子。
张科长在验收报告上写：“全镇危房改造率100%，群众满意度98%。”他写完，把报告交给随行的科员，就匆匆上车离开了。车窗外，那三户老人还站在路边，皱纹里积满了失望，他们望着“验收合格”的横幅，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说出话来。
县扶贫办的小郑，是去年刚入职的大学生。第一次跟着领导去调研时，他特意带了个崭新的笔记本，认真地记录着每一个问题：“李村缺水，村民要去三里外挑水”“王村缺路，农产品运不出去”“张村的小学漏雨，孩子们上课要打伞”。可领导只拍了照片就走，回来让他写报告时，特意强调“要突出成绩，淡化问题”。
小郑不服气，在报告里如实写了村民的困难。结果报告交上去，被领导批了一顿：“你是来扶贫的，还是来挑刺的？净写这些负面的，上面看了怎么评价我们的工作？”后来他学会了，报告里只写“调研顺利，成果显着”，附上九宫格照片，反而次次受表扬。
他的笔记本，从一开始的密密麻麻，变得越来越潦草，最后只剩下“拍照点”“发言时间”“需规避的问题”这些关键词。他想起第一次去李村，那个拄着拐杖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小伙子，能帮我们反映反映水的事不？我们老婆子老头子，挑不动水了。”而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村民，他只会笑着说：“老人家，来，对着镜头说句‘感谢政府’，说完就能领桶食用油。”
改变的契机，出现在一场暴雨后。那场雨下了三天三夜，雨点像黄豆一样砸下来，把整个县城都泡在水里。李家庄的“示范菜园”被冲得稀烂，塑料大棚塌了，露出底下的塑料布和空花盆；王镇长的“生态养殖基地”更惨，棚子塌了，借来的鸡鸭跑得到处都是，有的被雨水淹死，有的钻进了村民的院子；最严重的是张科长验收合格的“危房”，有两户土坯房塌了角，幸好老人被邻居及时转移，才没出人命 。
雨停后的第二天，市里的调查组没打招呼就来了。他们没走红地毯，没看展板，直接驱车去了受灾最严重的村子。在李家庄，他们走到塌了角的土坯房跟前，三户老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被雨水泡烂的验收报告，哽咽着说：“验收时根本没人来，我们去找，还被拦在外面……”
调查组的李组长，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蹲在塌了的土坯房边，摸了摸潮湿的墙土，手指上沾满了黄泥。“我们搞调研，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走秀的。”他的声音很沉，却像惊雷一样，炸得随行的干部们脸色发白，“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你拍再多照片，房子该塌还是会塌；你写再多漂亮数据，没水没电，日子还是过不好。”
他站起身，对着随行的干部说：“从今天起，所有调研取消‘拍照指标’‘发言脚本’，谁再搞形式主义，谁就回家！”说完，他又去了被冲毁的菜园，扒开泥土看那些没扎根的黄瓜；去了王镇长的“生态养殖基地”，看着空棚子和散落的鸡鸭尸体，问村民：“这就是年出栏三万只的基地？”
赵书记、王镇长、张科长接到通知赶来时，调查组已经在村里待了两个小时。老周想递展板，被李组长挥手拦住：“不用看这些，我们自己看。”王镇长想解释“养殖基地刚起步，还没来得及扩大规模”，李组长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把剩下的话咽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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