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走后，赵书记回到县委，把办公室里那些标着“拍照角度”“发言时长建议”的调研材料，全都扔进了垃圾桶，点了根烟，坐在办公桌前沉思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他没让司机开车，自己开着私家车去了李家庄，车上只带了个笔记本和一支笔。
在李家庄，他没去找老周，而是直接去了老李家里。老李正在院子里修锄头，看见赵书记，愣了半天，才说了句：“书记，你咋来了？红地毯还没铺呢。”赵书记笑了笑，坐在门槛上，接过老李递来的茶水，听他说低保金的事。“拖了三个月，我去镇上问，他们总说等调研完，这调研完了，又说经费没下来。”老李的声音带着委屈，赵书记在笔记本上记着，笔尖划过纸张，发出沙沙的声响。
随后，赵书记去了村尾的三户危房，在本子上画了草图，标注着“墙体裂缝5厘米”“屋顶漏雨面积2平方米”；还跟着村民去挑水，走了那崎岖的山路，汗水浸湿了衬衫，胶鞋上沾满了泥土。中午，他在村民家吃了碗面条，付了十块钱饭钱，村民推辞着不要，他说：“这是规矩，不能破。”
回去后，赵书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里面没有一张照片，只写了密密麻麻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李家庄需修引水渠300米，预计经费15万元”“危房改造需追加3户预算，优先解决老人住房问题”“低保金发放流程需简化，由乡镇直接打卡到户”……报告的结尾，他写了一句话：“调研不是完成任务，是发现问题；扶贫不是摆拍作秀，是解决困难。”
王镇长在调查组走后，把“生态养殖基地”的标语改回了“三千只”。但这次，他没有再应付了事，而是真的请了县农技站的技术员来指导村民建棚、选种。他自掏腰包，买了两百只鸡苗和五十只鸭苗，分发给村里的贫困户，还跟镇上的超市签了收购协议，保证村民的养殖产品能卖出去。
三个月后，他带着调查组去看养殖基地时，棚子里的鸡鸭叽叽喳喳，长势喜人，饲料袋上印着最新的生产日期。他拍了张照片发工作群，配文：“这次，是真的。”下面的回复不再是敷衍的点赞，而是“王镇长干实事”“我们村也想搞养殖，能帮忙指导吗”的留言，他一条一条地回复，心里比以前受表扬时还要踏实 。
张科长重新验收了全县的危房，他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用卷尺量裂缝，记录漏雨的位置，还特意给每户人家拍了照片，附在验收报告后面。他把李家庄三户老人的房子列在改造清单第一位，亲自盯着工人施工，每天都去工地查看进度。当老人搬进新房时，他没拍照，只是帮着搬了盆花。老人拉着他的手说“谢谢”，他的眼眶红了，这比任何表彰都让他感动。
小郑的笔记本又开始记满问题，但这次，每个问题后面都多了一行字：“已协调水利局，下周动工修引水渠”“联系教育局，下个月维修小学屋顶”“村民满意，回访时笑容真诚”。他去李村时，那个拄拐杖的老人拉着他，去看新修的引水渠，水流哗哗地淌着，顺着田埂流进菜园，滋润着干裂的土地。老人笑着说：“现在不用挑水了，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这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小郑看着老人的笑脸，在笔记本上写下：“引水渠建成，解决200人饮水问题，村民满意度100%。”
又一年秋天，县委大院的银杏叶黄了。李家庄村口的红地毯没了，展板换成了“问题公示栏”，上面贴着未解决的事项和负责人电话，还有村民的意见反馈。有村民路过，会指着公示栏说：“看，这才是办实事的样子，有问题能找到人，解决了还有回音。”
老周现在接待调研，不用提前刷墙摆花盆，也不用安排村民背台词。干部来调研，他就带着他们去看真实的村庄——泥泞的路、正在修建的引水渠、村民皱着眉说的难处。有次，赵书记来调研，看见村口的路还没修，问他为什么不提前整理。老周说：“书记，路没修好是事实，我不能瞒着。您要是能帮忙协调经费，村民们都感激；要是暂时协调不了，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慢慢修。”赵书记听了，不仅没批评他，还在笔记本上记着，回去后就协调了修路经费。现在，老周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踏实觉，再也不用为了应付调研而辗转反侧。
赵书记再来李家庄时，穿着胶鞋走在泥地里，跟村民一起掰玉米，手上沾着泥土和玉米须。摄影师想拍照，被他拦住：“别拍了，多问问他们还需要啥，玉米收了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冬天的取暖煤够不够。”他蹲在田埂上，跟村民聊得热火朝天，笔记本上记满了村民的需求，从“希望村里建个卫生室”到“想学习果树嫁接技术”，每一条都标上了优先级 。
夕阳西下，调研组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没人举着相机，只有笔记本在手里翻得沙沙响。远处传来孩子的笑声，新修的引水渠里，水正顺着田埂，慢慢浸润着干裂的土地——就像那些褪去形式主义的实干，正一点点渗进基层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老周站在村口，看着调研组的车慢慢离开，心里没有了以前的紧张，只有一种踏实的温暖。他想起去年暴雨后，李组长说的那句话：“老百姓要的不是照片里的笑脸，是日子真的能过好。”现在他终于明白，调研的路走实了，民心就近了；干部把实事办在了村民的心坎上，村里的日子，才能像县委大院的银杏叶一样，一年比一年金黄灿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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