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把天边染成一片橘红，老许眯着眼瞅了瞅天色，伸手把搪瓷缸子往石桌上推了推，缸底与桌面摩擦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你还记得前阵子小区里老王那事儿不？”他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点回忆的沉郁，“老王在厂里干了三十年，一手好技术，车床开得比谁都溜，结果呢？车间主任把他的晋升名额给了自己侄子，那小子连图纸都认不全，就因为他叔手里有权。”
老袁转核桃的手顿了顿，眉头又拧了起来，指尖无意识地在核桃上用力。“咋不记得？老王那天在传达室门口蹲了一下午，烟抽了一地，眼眶红得像兔子。他跟我说，不是在乎那点工资，是觉得自己三十年的力气白使了，这心里堵得慌。”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带着点愤愤不平，“这就是权力掺和分配的坏处，干得好不如有关系，有能力不如有靠山，长此以往，谁还愿意实打实出力？”
“可不是嘛。”老许往前凑了凑，手肘撑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就说‘按劳分配’，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多少人觉得有奔头？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天经地义。可现在呢？有些‘劳’是明面上的，扛水泥、搬砖头，汗珠子摔八瓣；有些‘劳’是暗地里的，签字画押、批个条子，轻轻松松就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划到自己名下。这两种‘劳’，能一样算吗？”他猛地一拍大腿，藤椅又“吱呀”叫了一声，“这就不是‘按劳’，是‘按权’在分配，权力成了秤砣，想往哪边偏就往哪边偏。”
老袁把核桃往石桌上一搁，双手往膝盖上一按，慢慢站起身，在院子里来回踱着步子，脚下的碎叶被踩得“咯吱”响。“那按人分配呢？你前阵子总说这个，我琢磨着也不是不行。人活一辈子，总得有口饭吃，有件衣穿，不管能耐大小，总得有个基本保障。可真要是啥都平均给，那些好吃懒做的咋办？咱村以前搞过公分，就有那天天躲懒的，到月底照样分粮，勤快人心里能舒坦？”他转过身，双手叉腰，夕阳的光落在他脸上，沟壑里都藏着无奈。
老许也跟着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动作慢悠悠的。“所以我才说，按人分配得是底线，是保障，不能当饭吃。就像人得先有口喘的气，才能跑起来。真正让人往前奔的，还得是‘能’。你有技术，能造出更好的机器，就该多拿；你会种地，能种出更多粮食，就该多拿；你懂教育，能教出更多有本事的孩子，就该多拿。这‘能’得是实打实的，能让大家伙儿日子变好的本事，不是钻空子、耍特权的能耐。”他伸出手，指着墙角那丛长得旺的月季，“你看那花，能开出大朵大朵的花，大家就愿意多浇水施肥；要是光长刺不开花，谁还搭理它？”
老袁停下脚步，低头琢磨了会儿，忽然抬头问：“那咋区分真本事和耍特权？就说那开工厂的，他说自己有管理能力，把厂子搞大了，可背地里靠着关系拿了低价地，免了好些税，这钱算他凭能力挣的，还是靠权力拿的？”他往前凑了两步，声音压得低了些，“前阵子邻县那个老板，厂里天天排污，老百姓投诉了多少次都没用，就因为他姐夫是县里的领导。他挣的钱，能算‘按能分配’？”
老许的脸色沉了沉，他走到老袁身边，两人并肩站着，望着远处渐渐暗下去的天空。“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得把权力的水分挤干净。”他的声音里带着点沉重，“就像筛沙子，得把那些权力掺和进来的‘泥块’都筛出去，剩下的才是真金白银的本事。怎么筛？得有规矩，有尺子，还得有大家伙儿盯着。他说自己有本事，行啊，把账本亮出来，把纳税记录亮出来，把对社会的贡献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钱是咋来的。要是见不得光，那多半就是靠权力混来的。”
老袁从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出两根烟，递了一根给老许，自己叼了一根，又摸出打火机“啪”地打着火。烟雾缭绕中，他的声音显得有些模糊：“你说的这规矩和尺子，谁来定？要是定规矩的人自己就想着靠权力多拿点，那尺子不就歪了？”他吸了口烟，烟圈慢悠悠地飘向空中，“就像以前村里分地，会计跟村长关系好，好地都划给了自己人，剩下的边角料给别人，你再怎么说‘按劳分配’，那地不一样，产出能一样？”
老许点着烟，深深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脸都红了。“所以定规矩的人，得跟这分配没啥直接关系，得站在中间，不偏不倚。就像以前村里的老族长，谁家分家产不均了，请他来评理，他不占任何一方的好处，才能说得公道。现在社会大了，就得多找些这样‘不沾锅’的人，还得让老百姓能监督他们，要是他们偏了心，大家伙儿能把他们换下来。”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摁，用脚碾了碾，“权力这东西，就像水，得有渠道引着它往该去的地方流，不能让它漫出来淹了庄稼。”
“难啊。”老袁长长叹了口气，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尖反复碾着，“人都是肉长的，谁不喜欢多占点？有权有势的人，想让他们把到手的好处吐出来，比登天还难。你看那些落马的官，哪个不是一开始也想当个清官，到最后还不是被糖衣炮弹打垮了？”他抬头望着渐渐亮起的路灯，灯光昏黄，照得院子里一片朦胧，“贪图享乐这东西，就像野草，只要有缝就能钻出来，权力就是那道缝，越大的权，缝就越大，野草长得越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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