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济被当场摘去乌纱，扒掉官袍，如同死狗般被拖出刑部衙门。他面如死灰，口中兀自喃喃：“陛下…陛下！臣依律…依律啊…” 声音很快消失在森严的宫墙之外。数日后，开济以“徇私枉法、朋比为奸”的罪名被处死于西市。皇帝用刑部尚书的头颅，既震慑了所有司法官员，宣告皇权高于律法，也亲手砍掉了自己扶持起来的“重典派”这棵长得过于茂盛、甚至开始试图影响司法独立的大树。朝堂之上，再无一人敢质疑皇帝的“圣意独断”。
皇帝对百官的监控，也愈发无孔不入，甚至开始启用一些特殊的“耳目”。一个冬日，奉命前往浙江核实漕粮损耗的宦官王德，在返京复命的奏对中，许是急于表功，又或许是想替相熟的地方官美言几句，在陈述完核查结果后，又自作聪明地加了一句：“……浙省官员虽小有亏空，然皆因去岁水患，情有可原，且彼等平日实心任事，勤勉有加……”
话未说完，朱元璋脸上的那点温和瞬间消失无踪，目光如冰锥般刺向王德：“情有可原？勤勉有加？朕派你去核实漕粮数目，谁让你替他们评功摆好了？你这奴才好大的胆子！竟敢代外臣言事？” 他声音不高，却带着雷霆之怒。
王德吓得魂飞魄散，瘫软在地，磕头如捣蒜：“奴婢该死！奴婢该死！求皇爷开恩！奴婢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 朱元璋冷冷地打断他，“只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太祖铁碑‘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训诫？拖下去！交内官监管事牌子，严加勘问！”
几日后，王德被以“僭越代奏，窥探朝政”的罪名，处以凌迟极刑。行刑当日，朱元璋特意下诏，将王德的罪状和处刑方式明发天下，并在诏书末尾，用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重申：“宦官干预朝政者，斩！内外臣工交通内宦者，同罪！此令，后世子孙，永世遵循！” 血淋淋的人头落地和这道杀气腾腾的诏书，让所有宦官和朝臣都明白了皇帝的底线——宦官只是他用来监控百官的狗，若敢对主人的权柄龇牙，下场就是千刀万剐！
清洗的浪潮，甚至波及到那些被认为可能对未来的皇太孙朱允炆不够忠诚的细微角落。兵部武库清吏司郎中齐成，一个平日里谨小慎微、毫不起眼的五品官，只因在府中私宴上与几位同僚酒酣耳热时，借着酒意感慨了一句“皇太孙仁厚有余，恐失之刚断，若逢北虏强梁或藩镇跋扈，不知何以御之”，便被锦衣卫安插在席间的耳目一字不漏地记录在案，密报御前。
三日后，一纸流放琼州的诏书便送到了齐成家中。罪名是“妄议国本，诽谤储君，其心可诛”。齐成一家老小，连同当日参与饮宴的另外两名官员，皆被锁拿，家产抄没。齐成老母在诏书宣读时当场晕厥，其妻投缳自尽。凄风苦雨中，齐成戴着沉重枷锁，看着被押解的幼子稚女，眼中一片死灰。他知道，自己一句酒后失言，葬送了整个家族。这起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却如同最刺骨的寒风，吹遍了京师的每一个官署角落，警示着所有官员：议论储君，即是死路一条！皇帝在用最残酷的方式，为他选定的继承人朱允炆，强行扫清一切潜在的“杂音”，统一着整个帝国的思想。
与此同时，东宫文华殿内，气氛却呈现出一种刻意的“祥和”。皇太孙朱允炆一身素雅常服，端坐书案之后，气质温润。他面前侍立着两位新近被皇帝拔擢、充任东宫讲官的文臣——黄子澄和方孝孺。黄子澄方正的脸上带着士大夫的持重，正细致地讲解着《孟子·梁惠王上》中“仁者无敌”的篇章，声音清朗，引经据典。方孝孺则更显儒雅，偶尔补充几句，强调着“仁政”乃治国之本。朱允炆听得极为专注，不时颔首，眼中流露出真诚的认同与向往。
而在吏部衙门的签押房里，气氛却截然不同。前东宫属官、现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的郭资，正默默收拾着自己案头的文牍。他的调令刚刚下达——平调为北平布政使司左参议。名义上是平调，实则从天子脚下的吏部要害司官，贬到了遥远的北疆。原因无他，只因他曾是已故太子朱标的近臣，且在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未曾第一时间上书表达“肝脑涂地”的拥戴热忱，被皇帝视为“心存观望”。皇帝的制衡术炉火纯青：将支持朱允炆“宽仁”路线的黄子澄、方孝孺等人推向前台，赋予讲席草诏之荣；同时，将那些可能与朱允炆理念不合、或仅仅是未能第一时间表态效忠的“旧人”，如郭资，不动声色地调离中枢，发配边疆。整个朝堂，在皇帝的铁腕与心术之下，被强行塑造成他想要的、服务于未来皇太孙的形状。
小龙塘的初冬，山雾弥漫，空气清冽。周起杰卸甲归田后，这座依山傍水的老宅成了他真正的根基。藏书楼里灯火常明，他或与青阳子（刘伯温）对弈手谈，或翻阅古籍，研究山川地脉，日子看似悠闲。刘瑜则忙着打理小龙塘日益兴旺的田庄和织坊，与奢香一同处理着水西、永宁彝务的紧要文书。斑奴和它的两只幼崽成了全宅的宠儿，暖阁里常传出小老虎奶声奶气的咆哮和周念瑜咯咯的欢笑声。周安洛住了几日，见一切安好，便带着对斑奴和小虎的眷恋，返回播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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