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大案的人犯已悉数落网，押入刑部大牢。依照律法，此等涉及巨额国帑、牵连众多官员的重案，需由刑部、大理寺、御史台这三法司共同审理，谓之“三司会审”。然而，这看似庄严公正的司法程序，刚一开始，便陷入了无形的泥沼。
刑部大堂之上，气氛肃杀。主审官由刑部尚书亲自担任，大理寺卿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分坐两侧。堂下跪着的，是面如死灰的都水监使者及几名核心主事。
初始的审讯尚算顺利，在太仓核验的如山铁证面前，都水监使者对其利用交接环节贪墨十五万石漕粮的罪行供认不讳。然而，当审讯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贪墨粮款的最终去向、与沿河州府及军方将领的具体勾连方式、以及背后是否还有更高层的指使者时，阻力便开始显现。
刑部尚书主张严刑拷打，速战速决，撬开这些蠹虫的嘴。他厉声喝问：“说！那数百万两赃银，究竟流向何处？与尔等勾结的州府官员、军中将领，还有何人？！”
都水监使者浑身一颤，目光下意识地瞥向堂上某处，随即又迅速低下，只是叩首重复道：“罪臣……罪臣一时糊涂，所得银钱，大多挥霍……并无……并无他人指使……”
大理寺卿，一位须发皆白、讲究律法程序的老臣，却微微蹙眉，开口道：“尚书大人，案情重大，牵连甚广，依律当循序渐进，重证据链。若无确凿证据，仅凭口供，恐难以服众，亦易造成冤滥。是否应先厘清现有账目、物证，再行深究？”
他的话语看似公允，实则带着拖延的意味。大理寺中，亦有官员与某些地方势力乃至宗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愿案情无限扩大。
而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则更关注官员的风纪问题，他捻须道：“贪墨事实确凿，然其背后是否涉及结党营私、动摇国本，亦需详查。都水监上下，乃至可能牵连之官员，其平日操守、交往，皆应细细核查。”
三法司的主官，因部门职能、个人立场乃至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关联，对案件的审理方向和深度产生了微妙的分歧。刑部欲深挖，大理寺求稳妥，御史台重风评。这使得审讯进程变得缓慢而胶着，卷宗堆积如山，关键的突破口却迟迟未能打开。
消息传到风阁，郑远面色沉静，对此似乎早有预料。他对前来禀报的刑部侍郎（其亲信）道：“三司会审，本是相互制衡之意。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案牵扯太大，有些人不愿看到真相全然浮出水面，亦是常情。你等在刑部，需稳住阵脚，抓住已确认的贪墨事实，先将主犯定罪。至于更深的水，待风浪稍平，再徐徐图之，或从其他渠道入手。”
他深知，政治的艺术在于平衡与妥协。彻底掀翻整个桌子固然痛快，但可能引发的动荡非眼下朝局所能承受。稳定，压倒一切。
宫内，王公公与安平郡王结盟之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施展其影响力。他选择的第一个切入点，便是即将开始的京官“大计”（定期考核）。
这一日，吏部将初步拟定的各部院官员考核评等文书，照例送至司宫台备案。王公公利用职权，仔细翻阅了这些文书，特别是关于风阁、天策府以及与此相关的官员评等。
他看到，郑远一手提拔的几位清流干吏，如那位发现漕粮差额的户部仓部郎中、太仓署令等，考评皆是“上上”。而一些与秦啸岳关系密切的军中转任官员，或因性格刚直得罪过人，或因不谙文墨事务，考评则只是“中中”甚至“中下”。
王公公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并未直接修改考评——那太过明显，容易引火烧身。而是寻了一个太后翻阅闲书、心情尚佳的机会，似是无意地提起：
“老祖宗，奴婢瞧着吏部送来的考评，如今这朝中，能臣干吏是越来越多了，都是太后和陛下洪福。尤其是风阁郑相手下几位，年纪轻轻，考评便是上上，真是后生可畏。”他先是捧了一句，随即话锋微转，语气带着些许“困惑”，“不过……也有些老成持重的官员，考评反倒一般。就比如兵部职方司那位张郎中，可是秦太尉当年在北庭的老部下，办事最是稳妥不过，这次考评却只是中中……许是吏部考核标准，与军中要求有所不同吧。”
他轻描淡写，却将“郑相手下考评高”、“秦太尉老部下考评低”、“吏部标准”这几个关键词，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既暗示了郑远在文官系统中影响力过大，可能影响考核公正；又点出了军中将领在朝中任职可能面临的“不适应”，隐隐呼应了之前关于“藩镇”、“文武殊途”的担忧。
太后闻言，翻书的手微微一顿，抬眼看了看王公公，并未说话，只是将那本考评文书拿过来，随手翻看了几页。
王公公知道，种子已经播下。太后未必会立刻做什么，但这份疑虑，会在她日后审批考核结果时，产生微妙的影响。或许，她会下意识地更仔细地审视那些考评极高的“郑系”官员，或者对某些考评不佳的“秦系”将领，多一分“体谅”。这细微的调整，便足以在官员群体中制造出无形的隔阂与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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