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管够了，配件跟上了，可伤员又成了新麻烦。前线的战士负了伤，得抬到后方才能治。
路不好走，颠簸几十公里，有的在路上就没了。李云龙的电话打到林烽桌上，声音不像往常那样火爆，带着几分沉重：“林部长，不是我要叫苦。
今天有个战士腿被弹片削了，抬到后方医院，血都流干了。咱们能不能在前线建个医院？不用多大，能止血、能取弹片、能输血就行。”
林烽沉默了几秒：“能。我调医生，我调设备，我调药品。一个月之内，前线要有能做大手术的医院。”
林烽拿起电话，打给卫生部。接电话的是个老同志，姓黄，在战争年代管过卫生队，经验丰富。林烽开门见山：“老黄，前线的伤员等不及送到后方。你从国内各大医院抽调一批医生、护士，带上手术器械、药品、血浆，到安东集合。半个月之内，我要在前线建起一座野战医院，能同时做十台手术，能收治两百名伤员。”
黄部长倒吸一口气：“两百名？那得多少人？多少设备？”
林烽说：“医生三十名，护士五十名，手术台十张，病床两百张，X光机两台，化验设备一套，药品、血浆、麻醉剂，按三个月用量备。不够再加。钱不是问题，人的命是问题。”
黄部长说：“行。我调。”
黄部长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的各大医院抽调了三十名外科医生、五十名护士，都是各院的骨干。北京协和医院的王教授，五十二岁，做过上千例手术，是国内顶尖的外科专家。上海中山医院的李医生，四十出头，战场上待过，会取弹片、会截肢、会输血。天津人民医院的赵护士长，三十六岁，手巧心细，扎针一针见血，包扎又快又牢。
三十名医生、五十名护士在安东集结。黄部长亲自带队，林烽到站台上接他们。
“同志们，前线等着你们。伤员等着你们。你们的战场不在山头，在手术台。请上车。”
医生护士们爬上卡车，带着手术器械、药品、血浆，朝前线开去。
野战医院的选址在离前线十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老百姓已经被转移了。空出来的房子改成了病房、手术室、药房、化验室。最大的那间堂屋，摆上了十张手术台，无影灯是用手电筒改的，不亮，但够用。消毒锅架在院子里，柴火烧得咕嘟咕嘟响，蒸汽冒出来，像个小锅炉。
王教授穿上白大褂，戴上橡胶手套，站在手术台前，对旁边的李医生说：“设备简陋，但人不能简陋。每一刀都要准，每一针都要快。伤员等不起。”
第一批伤员送来了。六个重伤员，全是炮伤。弹片嵌在肉里，骨头断了，伤口化脓。王教授主刀，李医生当一助，赵护士长负责器械和麻醉。手术台没有电锯，截肢用的是骨锯，手动的。王教授锯了半个小时，满头大汗，手在抖，但没停。
“钳子。”他伸出手。
赵护士长把止血钳递过去。王教授夹住血管，缝了一针，血止住了。他看了一眼被锯下来的腿，对旁边的护士说：“包好。以后埋在烈士陵园。”
第二台手术是取弹片。弹片卡在脊柱旁边，离神经只有几毫米。李医生主刀，一刀一刀地划开肌肉，用镊子夹出弹片。弹片很小，只有指甲盖大，但锋利得很。他夹出来，扔进弯盘里，叮当一声脆响。
“冲洗。”他说。
护士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血红的水顺着手术台流到地上。他缝好伤口，贴上纱布。伤员还麻醉着，没醒。李医生走到门口，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
“王教授，这伤员能活不？”
王教授说：“能。弹片取出来了，没伤到神经。养几个月，能站起来。”
血库是野战医院最缺的。血浆从后方运来，路上颠簸，有的瓶子碎了，有的过期了。王教授在村子里号召老百姓献血，老百姓不懂，以为是抽血卖钱。王教授跟他们解释，不是卖钱，是救人。战士们在前线流血，你们献点血，救他们的命。
几个年轻人站出来，伸出手臂。赵护士长抽血、化验、分离血浆，忙了整整一天。血库有了八百毫升血，够做四台大手术。
“王教授，血还是不够。”赵护士长说。
王教授说：“写封信，让林部长再调。血浆、全血，都要。另外，让后方多送生理盐水、葡萄糖，伤员脱水也死人。”
林烽收到王教授的信，让苏婉从沈阳军区总医院调了一百袋血浆、两百瓶生理盐水、一百瓶葡萄糖，用专列送到前线。郑队长亲自押车，路上遇到美军的飞机，没停。血浆不能颠，他让司机慢点开，颠碎了就没了。
血浆到了野战医院，王教授用上了。一个伤员失血过多，血压掉到六十，面色苍白得像纸。赵护士长挂上血浆，滴管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王教授盯着血压计，看着数字慢慢回升，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伤员的脸有了血色，眼睛睁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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