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念回响消散后的第五息，归墟再次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她闻到的不是山林中的松针与泥土气息，而是墨汁的松烟味。
极浓的松烟墨，混着竹纸的草木涩气，以及陈年木简散发出的淡淡霉味。这些气味交织在一起，在午后微热的空气中酿成一股极独特的气息——那是书塾独有的味道。
她坐在一张极旧的木榻上，榻上铺着磨得发亮的苇席。面前是一方矮案，案上摊着一沓泛黄的竹纸，一方缺了角的砚台，砚台里盛着半池新磨的松烟墨，墨色如漆。她的右手握着一管极旧的竹笔，笔杆被长年累月的指节磨得油光水滑，笔尖的狼毫已有些分叉，但仍能写出极工整的小字。案角压着一摞蒙童的描红本，最上面一本封面写着“王大牛”三个字——歪歪扭扭，笔画粗得像柴火棍。
她低头看向自己的手。修长、枯瘦，指节因长年握笔而微微变形，右手中指第一指节侧面有一层极厚的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墨渍。她抬起另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陌生的轮廓，松弛的面皮，花白的胡须。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身体。
她站起来走到屋角的水缸边，低头看向水面。水面上映出一张清瘦的老者面孔——花白山羊胡，鬓角霜白，眉间有一道因常年皱眉形成的竖纹，眼睛不大但极有神，目光透过水面倒映出来时透着一股子教书先生特有的、古板而温和的审视。她知道了这一世自己是谁——村里的私塾先生，村里人叫他“柳先生”。
屋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稚童的嬉笑打闹声。木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七八个蒙童鱼贯而入，有的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烤地瓜，有的脸上还沾着泥巴，最小的那个男孩裤子膝盖处破了个洞，露出里面冻得通红的皮肉。
“先生好！”孩子们稀稀拉拉地鞠躬，声音参差不齐，有的大声有的细声，最后面那个只顾着啃地瓜没来得及开口。
归墟——柳先生——看着这群孩子。他们的眼睛极亮，和上一世村里那些猎户的孩子、和第一世将军府里的弟弟妹妹们一样亮。她将竹笔搁在笔山上，站起来走到讲桌前。讲桌上放着一把极旧的戒尺，竹制，被手心磨得油光水滑。
“王大牛。”她的声音沙哑而平稳。
“在！”那个描红本封面名字写得像柴火棍的男孩从最后一排蹦起来，手上还沾着泥。
“昨天的描红，你把‘永’字的捺写成了竖弯钩。今天重写十遍。”柳先生将戒尺在讲桌上轻轻一顿，“坐下。今日开讲《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这就是她这一世的身份——一个在穷山沟里教了一辈子书的老私塾先生。这具身体的前主人没有成家，守着村东头这间破旧的私塾，一守就是几十年。学生都是村里和附近几个庄子的蒙童，束修不过是几升米、几把干菜，偶尔有家境稍好的送一刀腊肉，柳先生就郑重地挂在房梁上，等过年时切了分给所有孩子带回家。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柳先生每天天不亮起床磨墨，将当天要讲的课文在竹纸上工工整整地抄好。她的字极好看——横平竖直，撇捺如刀，每一个字都像刻出来的一样。这不是这一世练的，这是许多许多年前她在战堡技术组跟着老阵法师学勘察报告时练出来的。那份工整早已刻进了她灵魂深处，换了身体也磨不掉。
白天她给孩子们上课，从《三字经》教到《百家姓》，从描红教到对对子。孩子们程度参差不齐，最小的还握不稳笔，最大的已经能写通顺的书信。柳先生讲书时不苟言笑，戒尺敲在讲桌上的声音总是准时响起——“赵狗剩，不许揪李丫头的辫子。”“王小丫，描红时手腕要悬空，不许趴在桌上写。”“刘石头，《千字文》开篇四句背一遍。”被点名的孩子们或缩脖子或吐舌头，但都知道先生虽然脸板得像块铁板，戒尺却极少落在人身上——唯一一次是王大牛上树掏鸟窝摔下来磕破了头，先生罚他站了三堂课，然后从自己枕头底下翻出仅剩的半罐伤药给他涂上。
傍晚散学后，柳先生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私塾里，将孩子们白天写的描红本逐本批改。王大牛的字依旧像柴火棍，赵狗剩的“之”字总是少一点，王小丫的撇捺终于有了几分力道。她批得很仔细，每个写得好的字都用朱笔圈出来，写错的在旁边写一个端正的范字。批完最后一本描红本时天已全黑，她吹熄油灯，屋里只剩窗外照进来的月光，和隔壁院子里传来的一两声狗叫。
日子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王大牛从描红本写到了《千字文》，从满地打滚的泥猴长成了能帮家里下地干活的半大少年。赵狗剩的对子从“天对地，雨对风”学到了“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王小丫的字越写越好看，柳先生让她开始抄《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王小丫抄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偷偷看了先生一眼，先生正低头批改刘石头的描红本，戒尺搁在讲桌角上，纹丝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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