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到2015年，是“梅姨”案最黑暗的几年。
专案组不是没有努力。我们做了所有能做的事——跨省协查、DNA数据库比对、在各大火车站和汽车站张贴模拟画像、通过媒体发布悬赏通告。何伟根据新的目击者描述，前后修改了四次画像，每一版都更加精细，但每一版都像往大海里扔了一颗石子。
“梅姨”似乎具备了某种反侦查的本能。她从不在同一个城市停留超过三个月，从不使用手机，从不在银行留下交易记录——她只用现金。她带着孩子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像一只迁徙的杜鹃，把别人的蛋衔在嘴里，飞到一个新的巢穴。
更可怕的是，她开始“进化”了。
2011年，我们从一个被解救的孩子口中得知，“梅姨”学会了伪装。她会戴假发、戴眼镜、穿不同的衣服，有时候扮成清洁工，有时候扮成摆地摊的小贩。她的体态也发生了变化——她瘦了，右腿的拖曳不再那么明显，可能是做了某种治疗，也可能是刻意改变步态来躲避追踪。
“她是个天才。”何伟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说，说完自己愣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是个犯罪的天才。”
我没有说话。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能如此精心地伪装自己、具备如此强的反侦查能力的人，她到底是什么来路？
2012年，我找到了一点头绪。
那一年，我去邻省追查一条线索，在当地公安局的档案室里，偶然发现了一份1988年的卷宗。卷宗已经泛黄了，边角都被虫蛀出了小洞，但上面的字迹还能辨认。
那是一起拐卖儿童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年轻女性，名叫李秀梅，时年二十三岁，在某市的火车站被抓获，当时她正带着一个三岁的男孩试图登上开往南方的火车。男孩不是她的孩子，是她从公园里骗来的。
卷宗上附了一张李秀梅的黑白照片。照片已经模糊了，但我还是能看出来——圆脸，短发，嘴角微微向下。
我的手指开始在卷宗上发抖。
我继续往下翻。李秀梅当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但在1992年的一次监狱劳动改造中，她趁看守不注意，翻越围墙逃脱了。此后一直在逃，再也没有被抓获过。
1992年逃脱，2004年开始在本地出现——
中间有十二年的空白。
我花了三天时间，把李秀梅的所有信息都调了出来。她出生于1965年，湖南某县的一个小山村，家中有六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四。小学二年级辍学，十五岁时跟着同村的人外出打工，后来因为盗窃被拘留过两次。
她的父亲有家暴史，母亲在她十岁那年喝农药自杀了。
我把这些信息带回去给老郑看。老郑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话：“每一个恶魔，都是被另一个恶魔制造出来的。”
但知道她是谁，和抓到她，是两回事。
2013年，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邻居打来的。说我妈摔了一跤，摔得不轻，被送到了医院。
我请了三天假，赶回老家。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中。她看见我，第一反应不是哭，而是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回来了？案子不用办了？”
“请了假。”
“请假扣工资不？”
“……扣。”
“那你回来干什么？我又死不了。”
她说话还是那么硬，但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全白了。上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半年前？一年前？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那些孩子的脸，却记不清自己妈妈的脸。
我在医院陪了她三天。第三天的时候，她突然跟我说：“你爸走的那年，我坐在门槛上，想了一整夜。”
“想什么？”
“想我是不是应该恨那个开枪的人。”她看着天花板，“后来我想明白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要是恨他一辈子，我就没法把你养大。我得把你的那份也活出来，我得替他把你看大。”
她转过头看着我：“儿子，你得把自己的那份活出来。那些孩子的爸妈，他们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你不能垮。”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骨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这双手洗过无数的衣服，做过无数的饭，在我爸走后的无数个深夜里，悄悄地摸进我的房间，摸摸我的额头，替我掖好被角。
“妈，我没垮。”
“我知道。”她拍了拍我的手背，“但你也没好好活。”
我没说话。她说得对。我这几年，不是在活，是在熬。熬案子，熬自己，熬到那些孩子的脸模糊了，熬到自己的脸也模糊了。
2014年，专案组迎来了一个坏消息——老郑要调走了。
调令来得很突然，说是去另一个市当副局长。大家都知道这是升迁，是好事，但办公室里那面墙上的照片不会因为老郑的升迁就少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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