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奶奶家的门是那种老式的防盗门，外面的铁门和里面的木门。木门上贴着一张白色的封条，写着我记不住的官方用语，下面盖着街道办事处的红章。我伸手摸了摸封条，胶水已经干了，边缘微微翘起来，稍微用点力就能撕开。
我没撕。
我绕到走廊尽头，那里有一扇窗户，窗外是老小区特有的开放式楼梯间。窗户的插销锈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推开，翻出去踩在窗沿上，沿着外墙走了几步，够到了张奶奶家阳台的窗户。阳台的窗户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正好能把手指插进去。我用力往上一抬，窗户嘎吱一声滑开了。
我翻了进去。
阳台不大，堆着一些杂物。一个掉了漆的搪瓷脸盆，几盆已经枯死的花草，还有一把老式的竹躺椅。躺椅上落了一层薄灰，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人坐过了。阳台和客厅之间隔着一道玻璃推拉门，门没锁，我拉开它，走进了张奶奶的家。
客厅很小，但收拾得很干净。沙发上的靠垫摆得整整齐齐，茶几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还有半杯水，水面浮着一层灰。电视柜上立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一对老夫妻，男的黑着脸，女的笑着，笑得眉眼弯弯，露出好几颗金牙。
是张奶奶和她老伴。
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合着陈旧的灰尘气息，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味道，像医院，像消毒水，又像某种正在缓慢腐烂的东西。我站在客厅中间，四下看了一圈，然后朝卧室走去。
卧室的门半开着。
我推开门的那一刻，熟悉感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白墙，白床单，窗帘拉着，只露出一条缝，一束光从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板上，像一个惨白的手指。床上的被褥还在，凌乱地堆着，枕头上有一个人形的凹陷，像有什么人曾经长久地躺在那里，把身体一点一点地印进了床垫里。
床边的地上放着一个铁制的输液架，架子顶端挂着两个空的输液瓶，瓶底还有一些没倒干净的液体，在光线下折射出暗淡的光泽。输液管从瓶口延伸出来，沿着架子垂下来，在离地大概一米高的位置断开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剪断的。管口朝下，里面已经干了，只剩下一圈暗红色的残留物附着在内壁上。
我的目光顺着输液管往下走，落在地板上。那里有一个不锈钢的盆，盆里有一小摊暗黄色的液体，已经干了大半，剩下一层黏稠的、像糖浆一样的物质贴在盆底。
我蹲下来，仔细看了看那个盆。盆壁上贴着一个小小的标签，写着“张桂兰，男，71岁”。男？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大概是护士贴错了，或者张奶奶的名字本来就比较中性。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厨房天花板上的那根塑料管，和眼前的这根输液管，材质、粗细、颜色，完全一样。
我站起来，心跳如擂鼓。一个想法像毒蛇一样从我的意识深处爬了出来，黏腻、冰凉，带着令人作呕的确定性——那根管子不是偶然掉进建筑夹层的。它是被放在那里的。有人把它放进了我厨房上面的天花板里，让它一滴一滴地滴水，让我听到。
但为什么？
我离开张奶奶家的时候，从正门走的。封条已经被我破坏了，我就没再去遮掩什么，反正这栋楼也没人管。我下楼的时候，在楼梯拐角处遇到了一个人。
是个老头，大概六十多岁，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根油条和一杯豆浆。他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他先开口的：“你是几楼的？”
“三楼。”我说。
“哦，”他点了点头，“陈默是吧？我见过你。我是楼下的，姓周。”
“周叔好。”
“你这是从五楼下来的？”周叔抬头看了一眼楼梯上方，表情有点微妙。
“嗯，上去看看张奶奶家。”
“看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总不能说我去找一根输液管。于是我含糊地说：“之前张奶奶帮过我，去她家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周叔沉默了几秒，忽然压低声音说：“小陈，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害怕。”
我看着他。他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要开玩笑的样子。
“张桂兰走的那天晚上，”他说，“我在家听见她房间里有人在哭。”
“哭？”
“嗯，哭。不是一个人哭，是两个人。一个老的，一个年轻的。老的哭得断断续续的，像喘不上气一样。年轻的哭得很小声，像是在忍着。我从晚上十一点听到凌晨两点，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上去敲了门，门从里面反锁着，没人应。”
“那后来呢？”
“后来我就没管了。第二天一早，她儿子就来收拾东西了，我也没好意思问。”周叔把塑料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叹了口气，“其实张桂兰这个人吧，人不坏，就是命不好。她老伴走得早，儿子一年到头也不回来一趟，一个人在这住了十几年。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在床上躺了三天，还是我去给她送饺子的时候发现的。送到医院，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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