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苏晚。
我靠在车窗上，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我的倒影冲刷成一团模糊的色块。十七年了，我有整整十七年没有想起过这个名字。不是忘了，是不敢想。我把她和我十九岁那年的所有事情一起打包，塞进记忆最深处的角落，用二十年的打工生涯在上面压了一层又一层，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翻开来。
可那些从钢筋里长出来的心形叶片，一刀一刀地剜开了那些我用二十年包装起来的痂壳。
苏晚是隔壁村的人，比我小一岁，我们念同一所镇上的初中。她成绩好，话不多，永远坐在教室靠窗的位置，喜欢在课本空白处画一些小东西——叶子、花朵、蒲公英，画得很好，像印刷上去的一样精致。
我成绩不好，坐在最后一排，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等放学了去河里摸鱼。我和苏晚之间隔了八排课桌的距离，这个距离在我整个初中生涯里都没有缩短过。
真正认识她是在初三快毕业的时候。那年春天的雨下得特别大，教室里到处漏水，苏晚的座位正好在漏水的正下方，她的课本被淋湿了大半。课本干了之后皱巴巴的，很多页粘在一起打不开了。她趴在桌上哭，不出声的那种，只是一抽一抽地抖肩膀。
我鬼使神差地把自己那套还算完好的课本递了过去。
苏晚抬起头看我，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看了我很长时间，然后接过课本，翻开第一页，用铅笔画了一颗心，很小，很轻，在页边角的位置，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她把这颗心推回我面前的时候，整张脸红得像教室外面那棵被雨打湿的枫树。
我没说谢谢，她也什么都没说。
后来中考结束，她去县城念高中，我分数不够，去了市里的技校。走了不同的路，距离反而近了。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我们写信，每个月两封，信里全是些无聊的事情——食堂的饭菜、宿舍的趣事、某场球赛的比分。她的信总是写得很长，字迹工整，有时候在信的末尾画一朵小花或者一片叶子。
技校第二年，我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坐了四个小时的中巴车去找她。我在她们学校门口等了快两个小时，看见她从校门里走出来，穿着白色校服，头发比我记忆中长了很多，扎成一把马尾在脑后晃来晃去。
她说你怎么来了。语气很平静，但耳朵红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说那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拿个东西。她转身跑了，马尾在背后一跳一跳的。我等了大概十分钟，她跑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厚厚的，递给我。
“回去再看。”她说。
我坐中巴车回技校的路上就把信封拆开了。里面是一幅画，画在一个硬纸板上，用彩色铅笔画的——一棵树，树干粗壮，枝叶繁茂，每片叶子都画得很细致，我能看出是银杏叶的形状。树下面站着两个人，一大一小，都看不清脸，但我知道那个大的是我，小的是她。
画的背面写着：等我们长大了，在老家盖一栋大房子，院子里种一棵银杏树。
信的末尾画了一颗心。
我没有回这封信。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就在我去找她的前一个星期，我妈打电话到技校传达室，告诉我爸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脊椎断了，下半辈子可能站不起来了。那时候妹妹才十三岁，还在念初中。我妈在电话里哭，说陈默你爸废了，这个家全靠你了。
十九岁的我就这么把那个叫苏晚的姑娘从我的世界里连根拔了。拔得很干净，干净到我用二十年时间告诉自己，我不记得她长什么样子了。可我骗不了自己，因为当我站在我家二楼卧室门口，看着天花板上那张从植物里长出来的脸的时候，我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那是苏晚。十九岁时候的苏晚，而不是三十六岁的苏晚。皮肤白白净净的，眉毛弯弯的，嘴唇薄薄的，有一点点像在笑，又有一点点像要哭。和我记忆里最后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
可她已经不是十九岁了。她跟我一样，今年三十六了。如果她还活着的话。
“你答应过我的。”
天花板上那张脸又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大了一些，但还是那种很干很脆的质感，像枯树叶在脚下碎裂的声音。叶片们震颤得更厉害了，整面天花板都在微微晃动，细碎的水泥灰簌簌地从裂缝里掉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肩膀上。
“我没有答应你。”我说。声音很哑，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喉咙，发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你有。”那张脸说。她甚至眨了眨眼睛，那些密布在天花板上的枝条跟着这个动作抖动了一下，发出更明显的咯吱声，这次我听清楚了，那不是植物的声音，那是钢筋被弯折的声音。她不是长在水泥里，她是长在钢筋里。这栋房子二楼的钢筋骨架，此刻正在我头顶上缓慢地变形，像一个沉睡的人翻了个身。
“你说过的，要盖一栋大房子，院子里种一棵银杏树。”那张脸的声音逐渐清晰起来，像是在慢慢找回发声的技巧，不再那么枯涩了。“陈默，我一直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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