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后退了一步，后脚跟碰到了门槛。镰刀还攥在手里，可我不知道要用它来干什么。砍那些枝叶？砍那张脸？我甚至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许我得了什么脑瘤，产生了幻觉。也许这场雨下了太久，屋子里长了霉菌，我吸入了大量霉菌孢子，中毒了。也许这只是一场梦，一场从我在钢筋上看见那些绿芽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噩梦。
“这不是梦。”苏晚的脸说，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你摸摸。”
一根细长的枝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像蛇一样在空中扭动了几下，然后缓缓伸到我面前。枝条的顶端，顶着一片心形的嫩叶。我看着这片叶子，看着它在我面前微微颤抖，雨水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在叶片上凝成一颗颗水珠。
我没摸。
我把镰刀举起来了。
“你要砍我吗？”苏晚的声音忽然变了，不再是那种干涩的植物摩擦声，而是变得像我从记忆深处挖出来的那个声音一样，轻轻的，软软的，带着一点委屈和不解。“陈默，你要砍我吗？”
镰刀停在半空中。
我十九岁的时候没能回那封信。我三十六岁的时候站在这栋我用二十年的命换来的房子里，举着一把镰刀，对着一个从钢筋里长出来的、属于十九岁的苏晚。
“你已经死了。”我说。声音在发抖，镰刀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苏晚已经死了，你不是她。”
那张脸上安静了片刻。然后她笑了，不是开心地笑，也不是嘲讽地笑，而是一种很缓慢很疲惫的笑，像是一个在黑暗里等了太久的人终于听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
我放下镰刀。
我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因为如果她还活着，她不会用这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从钢筋里长出来，没有人能从一个事实里长出来。她一定是死了，带着她十九岁那年的所有期待和失望，死在了某个我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被种进了这栋房子的钢筋里。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把自己种进来的。
“陈默，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从技校退学的吗？”苏晚的声音从头顶传下来，天花板上那些枝叶停止了蠕动，整张脸安静地嵌在那些心形叶片中间，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画。
我当然记得。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七日。那天我去找老李开了一张四个半月的工资条，一共三千二百块钱，这就是我在技校待了四个半月挣到的全部身家。我把退学手续办完，在食堂打了一份红烧肉盖饭，吃到一半就没胃口了。放下筷子的时候，我想起苏晚信里画的那些东西——房子、银杏树、两个人。
我把这份红烧肉盖饭和这些想法一起扔进了垃圾桶。
“你退学那天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苏晚的声音越来越稳了，像是在念一段早就背熟的台词，“你记不记得你说了什么？”
我握着镰刀，指节发疼。
我记得。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天晚上，在技校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我用一张十块钱的IC卡拨通了苏晚她们宿舍楼的电话。等了很久，是楼管阿姨接的，我说找苏晚。又是很久，苏晚来了，电话那头传来她略微气喘的声音，像是从楼上跑下来的。
“苏晚。”我说，“我们以后别联系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已经挂了。久到那张IC卡上那个十块钱的余额一点一点地被占用时间消耗掉，从十块变成九块六，从九块六变成九块二。最后她说：“好。”
一个字。
只有一个字。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哭，没有大吵大闹，就一个字，好。
我挂了电话。IC卡上还剩八块七。
“你说了别联系，”天花板上那张脸的声音开始变得不对劲了，像是什么东西在开裂，“所以我没再联系你。”
所以我没再联系你。
这六个字被她说出来的时候，整个二楼都在震动。天花板上那些心形叶片剧烈地抖动，发出沙沙的巨响，像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她周围蔓延开来，水泥碎块大块大块地往下掉，砸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钢筋的咯吱声变成了嘎嘎声，一声接一声，像什么东西正在被拧断。
我抱住头蹲下来，水泥灰和碎屑落在我的背上，镰刀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震动持续了大概十几秒才慢慢停下来，我抬起头的时候，天花板上那张脸离我更近了。不是错觉，那些枝条确实变长了，垂得更低了，苏晚的脸从原本距离地面将近三米的位置，现在降到了不到两米半，我甚至能看清她脸上那些细密的纹路——不是皱纹，是叶脉一样的纹路，从眼角向太阳穴蔓延，从鼻翼向嘴角扩散。
“我没有死，陈默。”苏晚说，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做某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们这种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在活人脸上见到的表情。“我只是没有离开过。”
我不理解她在说什么。但我开始感到恐惧，不是那种看到怪物时的恐惧，而是一种更深的、更古老的恐惧，像是某种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被唤醒了。从土里长出来的东西，从钢筋里长出来的东西，从任何不应该是它们生长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带着同一个信息：你的世界是荒谬的，你所以为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捡起地上的镰刀，转身跑下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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