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还在下。院子里的泥地被踩得稀烂，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院子后面的空地上，那些被拆下来堆在这里的旧钢筋还在。我蹲下来，雨水立刻把我浇透了，我睁大眼睛在那堆螺纹钢上找那些绿芽。
找到了。
和昨天不一样的是，那些绿芽比昨天大了很多。有几根已经从不到一厘米长到了将近五厘米，心形的叶片完全舒展开了，在雨水的冲刷下绿得发亮。更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一根较粗的螺纹钢中间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从裂缝里露出了一截白色的东西，不是植物的根茎，而是一截骨头。
人的骨头。
很小的一截，像是手指的指骨。雨水冲掉了上面的水泥灰，露出骨头本身的颜色，那是一种发黄的白色，和任何一具埋在地下多年的人的骨头没什么区别。
我认得这根骨头。不是因为我有任何医学知识，而是因为这截骨头的存在本身就在告诉我一件事——苏晚从来没有消失。她就在我身边。在我十九岁那年那个“好”字说出口之后的日子里，她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比活人更顽固的东西，从土壤、钢筋和任何我能接触到的东西里长出来，一点点逼近我，直到我亲手把她浇铸进这栋房子的每一根钢筋里。
那天晚上，我住在一楼。
一楼没有铺钢筋，地面是夯实的土层和一层薄薄的水泥找平层。躺在行军床上，听着雨声和远处山里什么东西发出的叫声，我一整夜都没有合眼。我把镰刀放在枕头旁边，把一楼所有的灯都打开了，从厨房拉到卧室，从卧室拉到堂屋，整栋房子亮得像座灯塔。
我做了一个决定。明天早上，不管雨还下不下，我都要找人把这栋房子拆了。一根钢筋都不留，一块水泥都不剩，地基全部挖开，把苏晚从这栋房子里彻底清除出去。然后我会去找她的家人，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葬在哪里。我要去她的坟前烧纸，磕头，跟她道歉，把十九岁那年欠她的所有话全部说完。然后我要把这栋房子的废墟全部用土填平，种上一棵银杏树。
我想这就是她要的。
我这么想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梦见我站在一片银杏树林里，树干很粗，树冠很大，金黄色的叶子铺满了整个地面。空气里有一种淡淡的甜腥味，像是什么东西在腐烂的同时又正在成熟。我抬头看天，天是绿色的，不是树冠的那种绿，而是一种更深邃的、会发光的绿，像是把所有树叶的颜色浓缩在一起，压成了一张薄薄的膜套在了天空上。
苏晚从一棵银杏树后面走出来。她穿着那件白色校服，扎着马尾辫，脸上带着十九岁时候的表情——轻轻的，淡淡的，像随时会被风吹散。她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手心朝上，掌心里躺着一颗种子。
银杏的种子。白果。
“陈默，”她说，“你不会拆掉这栋房子的。”
她的语气很笃定，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我甚至没有反驳她的欲望，因为在梦里反驳一个事实是无意义的，就像你无法反驳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水是湿的一样。
“为什么？”我问。
“因为明天你醒来的时候，”苏晚把银杏种子放进我的手里，她的手冰凉，轻得像一片叶子，“你会看到你妹妹站在你床前，告诉你妈住院了。然后你就没空管这栋房子了。你会回城里，继续上班，继续赚钱，继续把这件事往后推。你会跟你自己说，下次回来一定拆，可下次回来的时候，又会有别的事情。”
我张开嘴想说什么，可我已经从梦里醒了。
卧室里的灯还亮着，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不知道是凌晨还是傍晚。雨还在下，和昨天一样，和前天的区别大概在于雨滴的大小和密度。我躺了大概一分钟，然后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行军床的床尾。
我妹妹。陈莉。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雨衣，兜帽罩住了大半张脸，雨水从雨衣的褶皱上滴下来，在她脚边汇成一小滩水。她的脸很白，嘴唇发紫，像是淋了很长时间的雨，又像是在雨里站了很久很久。
“哥，”她的声音沙哑得不像她自己，“妈住院了，脑溢血，在县医院。”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很多东西，有疲惫，有焦虑，有恐惧，还有一种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她眼里见过的东西——责怪。
“是你把那些钢筋堆在院子后面的？”陈莉问我。
我张了张嘴。
“你知不知道那下面是妈的菜地？”她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带着一种尖锐的、绷到极限之后才会有的音调，“妈昨天去翻那块地，被那些钢筋绊倒了，头磕在石头上。哥，你知不知道你那些钢筋有多重？你知不知道你拦住了多少东西？”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雨越下越大。从一楼的窗户往外看，院子里的泥地被雨水砸出密密麻麻的水花，远一点的山都被雨雾吞没了。在雨声中，有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很轻，很小，像我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听见苏晚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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