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楼那个男的，跳了。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像一枚卡在转轮里的硬币，怎么都落不到底。我坐在床边，手心里攥着那双鞋的鞋带，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女警蹲在我面前说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她伸手想拿走那双鞋，我的手攥得更紧了，指甲嵌进帆布鞋的鞋带里，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潇潇，你先松手。”她试着掰开我的手指，声音很稳，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我后来才知道她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她已经看到了那双鞋上那些喷溅状的痕迹意味着什么。她比我更早认出那些东西。
我没有松手。我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机器，所有的风扇都在狂转，所有的指示灯都在疯狂闪烁，但核心处理器已经停机了。陈默跳了。从几楼跳的？五楼？还是天台？他从天台上跳下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落地的位置正好是我阳台正下方的那个花坛？他是不是计算过的？他做每一件事都像是在计算，精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一个男民警从门外走进来，跟女警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很短，短到零点几秒，但足够传递很多信息。我知道他们在用眼神说一些不想让我听到的话。女警站起来，走出去，两个人站在走廊里低声交谈。卧室的门没关，他们的声音像隔着水传过来的，字句模糊，但音调清晰——低沉的、沉重的、带着某种我读不懂的情绪的音调。
我把那双鞋放在了地板上，然后站起来，赤着脚踩在那些已经干涸变暗的血痕上，走到门口，靠着门框，听他们在说什么。
“……五楼那个房间门开着，人是从天台上跳的。楼下花坛那边已经拉了警戒线。”
“人怎么样？”
“救护车拉走了，还有生命体征，但情况不乐观。初步判断是头部先着地，颈椎……”
“等等，”女警忽然打断了他，声音压得更低了，“天台的围栏有多高？”
“……一米二左右。”
“一米二的高度，一个成年男性要翻过去需要很大的惯性，除非他是跑过去跳的，或者在跳之前就已经……”
他们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我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赤着脚，穿着那件沾满泥土和血迹的睡衣，头发散着，指甲缝里嵌着暗红色的东西。我看起来一定像从什么灾难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狼狈得不像一个活人。
“他没死。”我说。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女警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她的沉默比任何话都更有力地证实了我的判断——陈默没死。他从天台上跳下去了，但他没有死。他会躺在医院里，身上插满管子，也许昏迷，也许清醒，也许瘫痪，也许只是断了几根骨头。他会被救活，会被治疗，等他的身体恢复到能够接受法律程序的程度，他会接受调查。
然后呢？
然后他会说，他只是写了一墙的字。他没有碰过我。他没有进过我的房间。他给我发的那些短信，那些电话，那些所谓的骚扰，在法律上能构成什么罪？寻衅滋事？侮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每一条都够不上重罪。每一条的法定刑期都以月为单位计算。他会在监狱里待几个月，或者在看守所里待更短的时间，然后出来。重新租一间房，重新找一个新的邻居，重新开始他的游戏。
我忽然蹲了下来。
不是因为我哭了，不是因为我腿软了，而是因为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一个所有人都会问我的问题，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跳楼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为什么你的手上有伤口？为什么你的指甲缝里有血迹？为什么你床前的地板上有一串带血的脚印？为什么你的阳台推拉门上有被强行打开的痕迹？为什么你的窗帘被扯掉了半扇？
为什么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蹲在走廊里，双手抱头，拼命地想。想昨晚发生了什么，想我从睡着到醒来之间那段时间里，我的身体去了哪里，我的手碰了什么东西，我是怎么受的伤。但记忆像一口枯井，我趴在井口往下看，什么都看不到，只有回音在深处嗡嗡地响。
林芷到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她是从公司请了假赶过来的，跑得太急，高跟鞋崴了一只脚，一瘸一拐地走进我的房间。她看到我的样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但她没哭，她从来不在我面前哭。她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推进浴室，调好水温，把花洒塞到我手里，然后关上浴室的门站在外面等。
热水冲在身上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冷。那种冷不是皮肤表层的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渗的那种寒意，像是有人把我的骨髓抽走了，换成了一种更稠的、更沉的东西。我站在花洒下面，看着浅粉色的水流进地漏，看了很久，久到水变凉了，久到林芷在外面敲门，叫我出来。
我裹着浴巾走出来的时候，卧室已经被收拾过了。地板上那些干涸的血痕被取样之后清理掉了，床单被换过了，窗帘被重新挂上了。一切都显得很整洁，很干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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