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8年9月，火星基地的“个体幸福指数”监测项目正式启动。林渊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人，苏晴则组建了由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据科学家组成的联合调研团队。项目的核心设备是“量子情绪感知仪”，这款由星火基金研发的设备能通过脑电波监测、微表情分析和行为数据追踪，实时采集个体的幸福感、成就感、归属感等核心情绪指标，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传统方式，形成综合的“个体幸福指数”。
监测范围覆盖了地球和火星的100个试点区域，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从联合市的金融从业者到亚马逊的原住民，从火星基地的工程师到肯尼亚的农民，共计100万人被纳入样本库。项目启动仪式上，林渊通过全息投影向全球的调研人员强调：“我们过去追求技术突破、构建文明范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每个人活得更幸福。如果一项政策能提升文明跃迁进度，却让个体幸福感下降，那它就违背了我们的初心。”
首批监测数据在两周后出炉。当苏晴将数据报告送到林渊面前时，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报告显示，全球整体幸福指数为62分（满分100分），其中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仅为58分，远低于平均水平；而马赛马拉草原的马赛人幸福指数高达79分，京都文化传承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也达到了75分。更令人意外的是，火星基地工程师的幸福指数虽然有72分，但“成就感”指标得分很高，“归属感”指标却只有45分。
“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低，主要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苏晴指着报告中的数据图表，“我们调研发现，参与十大专项攻关项目的工程师，平均每天工作14小时，每周仅休息1天。长期的高强度工作让他们普遍出现焦虑、失眠等问题，很多人表示‘除了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也没有时间培养兴趣爱好’。”她调出一位量子通信工程师的访谈录像，画面中的年轻人眼眶发黑，语气疲惫：“我知道自己的工作关系到文明防御，但我已经三个月没见过女儿了，每次视频她都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我真的很愧疚。”
林渊的心情沉重起来。他想起自己为了推动文明跃迁计划，也曾连续一个月住在办公室，错过儿子的生日。“那火星基地的‘归属感’指标为什么这么低？”他问道。苏晴切换到火星基地的数据分析页面：“火星基地的居民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虽然我们推行了跨文化交流活动，但大部分人还是只和同国籍的人交往。而且基地的生活设施过于简陋，缺乏公园、剧院等休闲场所，很多人觉得这里只是‘工作地点’，不是‘家’。”
最让林渊意外的是马赛人和京都文化从业者的高幸福指数。数据显示，马赛人的“归属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极高，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但部落的集体生活、传统仪式的传承让他们充满归属感；京都的文化从业者则因为“价值实现感”得分突出，佐藤惠子在访谈中说：“每天看着自己制作的和菓子被顾客喜欢，看着学徒们逐渐掌握手艺，我就觉得特别幸福。这种幸福，不是金钱能买到的。”
为了深入了解背后的原因，林渊决定再次进行实地走访，这次的重点是技术从业者集中的地区——米国硅谷、龙国深市和火星基地。在硅谷，他走访了一家参与曲率引擎研发的科技公司。公司的办公区灯火通明，即使是深夜，还有大量工程师在加班。公司CEO无奈地说：“织女星人的威胁越来越近，我们必须加快研发进度。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灭顶之灾。”
林渊随机采访了一位年轻的算法工程师。当被问到“你觉得幸福吗”时，工程师苦笑着摇头：“我年薪500万，有房有车，但我每天都在担心项目失败，担心被淘汰。上周我体检，医生说我有严重的高血压和颈椎病。我有时候会想，就算我们打赢了织女星人，却都垮了身体，这还有意义吗？”这句话像一根针，刺中了林渊的内心。他一直强调“文明存续”，却忽略了“文明存续的意义，是让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
在深市的量子人工智能研发中心，林渊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工程师——张晨。张晨曾是团队的核心成员，三个月前却主动申请调往后勤部门。“我以前每天工作16小时，是团队的‘拼命三郎’，但我妻子怀孕后，我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张晨带着林渊参观自己的工位，桌上摆放着妻子的产检报告和未出生孩子的B超照片，“现在我每天工作8小时，下班后可以陪妻子散步、学习育儿知识。虽然不再参与核心研发，但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更有意义。”
张晨的选择引发了林渊的深思。他意识到，技术突破不应该以牺牲个体的生活质量为代价。回到火星基地后，他立即召开了核心团队会议，宣布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将工程师的每日工作时间调整为8小时，每周休息2天；建立“轮休保障机制”，每个核心研发岗位配备两名替补人员，确保研发进度的同时，让工程师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同时，他启动了火星基地的“家园改造计划”，规划建设公园、剧院、亲子乐园等休闲设施，让基地真正成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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