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政策推行之初，遭遇了不少阻力。部分项目负责人担心进度滞后，偷偷要求团队加班；一些工程师也表示“习惯了高强度工作，突然闲下来反而不适应”。林渊亲自监督政策执行，对违规的项目负责人进行通报批评，同时组织了“幸福生活工作坊”，邀请心理学家和幸福学专家为工程师授课，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工作和生活观念。
一个月后，监测数据显示，技术从业者的幸福指数提升至65分，火星基地工程师的“归属感”指标也上升到62分。张晨发来信息：“林总，我妻子昨天顺利生下一个女儿，我全程陪在身边。现在我们团队的效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因为大家休息好了，思路更清晰，上周还攻克了一个困扰我们很久的技术难题。”这个消息让林渊更加坚信，关注个体幸福，不仅不会阻碍文明跃迁，反而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在关注技术从业者的同时，林渊和苏晴也注意到了另一个群体——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虽然“全球基本收入实验”让他们摆脱了生存困境，但幸福指数依然偏低，仅为55分。调研发现，主要原因是“价值实现感”缺失。很多贫困人口表示“虽然有了基本收入，但没有工作，觉得自己是社会的负担”。
“这就是‘被动福利’的弊端。”苏晴在调研会上分析道，“基本收入解决了‘生存权’，但没有解决‘发展权’。当个体无法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时，即使物质生活有保障，幸福感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需要将‘被动福利’转化为‘主动赋能’，让贫困人口有机会通过劳动获得尊严和幸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林渊和苏晴设计了“幸福赋能计划”，在印度新德里、南美新兴联邦里约热内卢等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试点。计划的核心是“以工代赈+技能培训”：由星火基金出资，在当地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如学校、医院、公园等，优先雇佣贫困人口参与建设；同时，在建设期间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如建筑技术、家政服务、电子商务等，让他们在获得收入的同时，掌握一技之长。
在新德里的试点现场，林渊见到了50岁的拉吉。拉吉曾是贫民窟的拾荒者，依靠基本收入生活，幸福指数只有48分。加入“幸福赋能计划”后，他参与了社区学校的建设，每天工作8小时，月薪是基本收入的两倍。同时，他还参加了电工技能培训，即将获得电工资格证书。“以前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现在我每天都在为社区做事，孩子们开学后会在我建设的学校里读书，我觉得特别自豪。”拉吉的脸上洋溢着久违的笑容，他的幸福指数已提升至70分。
“幸福赋能计划”的成功，让林渊对新文明范式的核心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在《文明跃迁与个体幸福》一文中写道：“文明的进步，不是冰冷的技术数据和制度框架，而是每个个体脸上的笑容、心中的归属感和价值实现感。新文明范式的构建，必须以‘个体幸福’为核心，让技术为幸福服务，让制度为幸福保障，让文化为幸福赋能。”这篇文章发表后，被全球200多家媒体转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幸福赋能计划”的试点地区，部分企业主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贫困人口有了“以工代赈”的选择，不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也表示，“幸福赋能计划”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他们无法承担如此沉重的财政负担。这些质疑，让林渊意识到，关注个体幸福，不仅需要政策创新，还需要建立可持续的经济支撑体系。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林渊想到了“技术红利共享机制”。他召集全球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召开了“技术红利共享大会”，提出由星火基金牵头，成立“全球技术红利共享基金”，科技企业将利润的5%投入基金，用于“幸福赋能计划”和“个体幸福指数”监测项目。同时，基金将为参与的科技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优惠，帮助他们提升研发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大会上，米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CEO埃隆·马克?斯坦顿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将利润投入基金？这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和股东利益。”林渊平静地回应：“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的利润也源于社会的需求。当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幸福地生活、充分地发展，他们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市场。而且，‘幸福赋能计划’培养的技能人才，未来也将成为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这是一种‘社会与企业的共赢’。”
林渊的话打动了在场的企业负责人。最终，全球100多家顶尖科技企业签署了“技术红利共享协议”，承诺将利润的5%投入共享基金。基金成立后的第一个月，就募集到了5000亿资金，为“幸福赋能计划”的全球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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