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晴首先回应了资金问题：“联盟已经与星火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达成协议，成立‘新文明发展基金’，为试点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和信用担保。同时，我们将发布‘斐济模式资金运营手册’，详细介绍‘本地资金循环机制’的构建方法，帮助各国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她举例说明：“斐济的生态旅游收入已能覆盖基本收入支出的40%，文化产品出口额较去年增长300%，这些数据证明，试验模式具备可持续性。”
针对文化和宗教争议，林渊提出了“文化自主适配”原则：“新文明范式的核心是尊重差异，而不是强制统一。各国在推广过程中，可根据自身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对试验方案进行本土化调整。比如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地区，多元文化课程可重点介绍不同宗教的共通价值，如仁爱、宽容等；性别平等政策可结合当地传统，逐步推进，而不是一蹴而就。”他强调：“我们推广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套僵化的模板。只有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新文明范式才能真正扎根。”
为了回应外界对“效率”和“劳动意愿”的质疑，联盟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斐济试验效率报告”。报告显示，楠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试验前提升了35%，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和生态农业的生产率提升超过50%；虽然有6.8%的居民暂时没有工作意愿，但这部分人群主要是老人、孕妇和备考学生，真正的“福利懒人”比例不足1%。报告还公布了一组对比数据：试点前，楠迪地区的创新专利申请量每年不足10项；试点后，这一数字提升至120项，其中多项专利已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商业化。
为了让质疑者信服，林渊和苏晴邀请了威廉姆斯、达利欧等反对者前往斐济实地考察。在楠迪的生态农业合作社，达利欧看到农民们采用量子农业技术种植有机蔬菜，通过全球电商平台直销，收入较之前增长了两倍。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达利欧：“基本收入让我们有勇气尝试新技术，贡献值制度让我们的创新得到认可。现在大家的劳动积极性比以前更高了，因为我们知道，劳动不仅能赚钱，还能获得尊重。”达利欧在考察日记中写道：“这里的效率不是来自竞争的压力，而是来自创造的动力，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威廉姆斯则重点考察了斐济的资金使用情况。在“新文明发展基金”的财务中心，他看到资金流向清晰透明，每一笔支出都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接受全球公众的监督。财务总监向他介绍：“星火基金的1000亿投入中，6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设施已产生稳定的收益；30%用于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培育了大量本土企业；只有10%用于基础保障金的发放。目前，本土企业缴纳的税收已能覆盖基础保障金支出的25%，预计两年内可实现自给自足。”威廉姆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虽然没有公开道歉，但承认“斐济模式的可持续性超出了我的预期”。
然而，部分反对者依然不为所动。米国、日本等国联合成立了“传统文明保护联盟”，发布了《反新文明范式宣言》，声称“新文明范式是对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的破坏，是通向极权主义的危险路径”。他们还通过外交施压、经济制裁等方式，阻止周边国家加入试点。在东南亚某国，原本已签署试点协议的政府，在“传统文明保护联盟”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终止合作，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争议还引发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在欧洲，出现了“斐济式社区”运动，大量年轻人自发在城市郊区建立小型社区，推行基本收入、多元价值认可等制度，这些社区很快吸引了大量居民加入；在非洲，多个部落主动借鉴“亚萨瓦”互助制度，结合现代技术建立了“部落互助网络”，有效提升了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但在部分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反技术普惠”运动，一些人认为量子技术的普及“侵犯了个人隐私”，破坏了“传统生活方式”，他们砸毁量子支付终端，抵制VR教学设备。
2050年9月，斐济试验的“全球复制计划”正式启动。联盟选择了10个不同类型的国家作为第二批试点：既有龙国、德国这样的大国，也有哥斯达黎加、不丹这样的小国；既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国家，也有伊斯兰教、佛教文化背景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每个试点国家都根据“文化自主适配”原则，制定了本土化的试点方案。比如龙国选择在贵州、云南等多民族地区试点，重点推广“生态经济+民族文化传承”模式；德国则在慕尼黑、汉堡等城市试点，重点探索“工业4.0+基本收入”的融合路径。
试点过程中，新的争议不断涌现。在德国慕尼黑，部分企业主因担心成本上升，联合抵制基本收入政策，导致部分试点社区的企业停工；在中东某国，宗教领袖禁止女性使用量子支付终端，认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违背教义”，引发了性别平等组织的强烈抗议；在非洲某国，政府试图将贡献值与政治支持挂钩，引发了“制度腐败”的质疑。这些问题让林渊和苏晴意识到，新文明范式的推广，不仅是技术和政策的革新，更是思想和观念的革命，这场革命注定充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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