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残存日军士兵的心理防线和认知，在持续的声音轰炸和眼前“怪诞”战场景象的冲击下。
瞬间形成了一种有利于投降的扭曲解读：
城外那些喊话和进攻的，是一群不幸沦为敌人工具的“前同胞”。
他们的战斗行为是 “被迫的”或仅仅是“形式上的” ，是为了活命或被迫执行命令。
但他们的喊话动机，被包装并理解成了 “无奈的、基于最后同胞情谊的善意劝告”。
他们的核心身份，在防守日军听来，首先是一个“痛苦的劝告者”，尽管这劝告伴随着枪炮声。
他们的攻击行为被主观淡化，“他们是迫不得已的”，而他们的劝告行为则被无限突出，“他们是真在救我们”。
更致命的一击，来自喊话内容中精心插入的历史对比。
“同胞”们用扩音器，以感慨和提醒的语气提到了 “两年前，就在这青岛要塞，原来的主人，德军驻守部队” 的那段历史：
“想想吧！两年前，五千德军在尽到了最后的防守职责、在伤亡还不到一千人（不足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面对现实，就选择了体面地投降！
他们保全了大多数人的生命，战争对他们来说已经结束了！”
“而如今，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们，伤亡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你们不仅已经尽到了职责，而且做得比列强公认的强军——德军，还要好上数倍！
你们已经证明了帝国军人的武勇，对得起天皇陛下了！
现在，是时候为活着的人考虑了！”
这番喊话，极其恶毒又极具说服力。
它首先“肯定”了守军的“战绩”和“武勇”，满足了部分军人残存的荣誉感。（尽管这“战绩”是被动挨打的结果）
接着，它拿德军投降作为“合理”先例，极大地削弱了“投降即耻辱”的传统观念。
最后，它点明了现实：
你们做得比“榜样”德军更好，现在投降，完全“说得过去”，甚至可以说是“光荣的休止符”！
被敌人以“同胞”之口“肯定”战绩，又亲眼看到了“投降就能活”的鲜活实例，即那些逃出炮击区的士兵。
残存日军的抵抗意志，如同遇到阳光的积雪，开始彻底、迅速地动摇、融化。
在此内外交困、军心动摇的绝境下，困守城中的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十八师团师团长齐藤力三郎中将，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与矛盾之中。
对天皇的愚忠、武士道精神要求死战到底的教条、作为指挥官对麾下残存两千余名官兵生命的责任、以及一丝或许存在的人道主义考量……
种种极端复杂的情绪在他心中激烈交织、碰撞。
……
最终，齐藤力三郎做出了一个符合旧帝国军人思维定式的选择。
他决定以大日本帝国陆军高级将领的“传统荣誉”方式，来逃避这场无法取胜、又无法“体面”结束的战斗，并为自己的责任做一个了断：
剖腹自尽！
随着最高指挥官的自戕，城中日军残部最后一点可能的统一指挥和纪律约束，也随之彻底崩溃。
失去了统帅的明确指令，日军内部迅速分化：
一部分深受军国主义毒害，或自觉无颜苟活的中层军官。如大队长、中队长等，选择了他们认为“光荣”的结局。
组织最后的“万岁冲锋”，在国防军严密的火力网下迅速化为齑粉。
而更多的早已被恐惧和“同胞”喊话瓦解了斗志的低层军官，如小队长、军曹等，和大量普通士兵。
则在求生的本能和“同胞”承诺的诱惑下，选择了放下武器。
并且，在一种微妙而自欺的心理作用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直接向国防军投降。
而是朝着那些正在进攻和喊话的“日帝国义军”部队的方向，高举双手，走出藏身之处。
仿佛他们投降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前来接应和庇护他们的同胞”。
这最后一点心理上的遮羞布，让他们觉得投降的屈辱感似乎减轻了些许。
青岛城区的枪声，随着这些“投降”的举动，迅速变得零星，最终归于一片诡异的寂静。
历时不足两天的青岛要塞攻坚战，以国防军压倒性的军事胜利，和一场极其成功的心理战彻底落下帷幕。
青岛，这座饱经殖民沧桑的城市，终于回到了民国人民手中。
想必当初日军陷落青岛要塞时，大概不曾料到短短两年后，这处要塞便会再度易主。
彼时五万英日联军在海陆空皆占尽优势的情形下，尚且耗费整整七日才攻克此地。
如今国防军仅用两天便将其收复，而双方的伤亡代价竟全然颠倒，甚至比之更甚！
……
青岛湾的海风还未散尽硝烟味，北中国的政治版图已然开始无声地碎裂、重组。
最先落下的是一片雪花。
山东督军靳云鹏的通电，在战役结束后的第三日清晨传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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