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前夜，老城区的钟楼博物馆飘起了细雪。李明踩着薄雪走进“时光年轮”展区时，光鸣虫们正围着展台中央的青铜鼎飞舞，翅膜反射的微光在鼎身投下细碎的光斑，像给这尊百年古鼎缀了层星子。
鼎腹上刻着圈模糊的纹路，原本被岁月磨得几乎看不清，此刻在光鸣虫的光斑里渐渐显形——是圈螺旋纹，和陈默笔记里的“归源印”如出一辙。“这是上个月从安福里遗址挖出来的，”馆长捧着副白手套走过来，声音压得很低，“考古队说至少是民国初年的物件，没想到……”
李明凑近细看，螺旋纹的间隙里还刻着细小的字，光鸣虫用光斑把字迹“拓”在旁边的宣纸上：“光绪二十七年，安福里众户铸铁为鼎，祈岁岁平安，代代相传。”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很多人轮流刻上去的，笔画里还嵌着些暗红色的颗粒，光鸣虫说那是当年铸鼎时混进去的血——街坊们割破手指，把血滴进铁水，说“这样鼎才认主”。
“原来‘守瞳者’的根，比我们想的还要深。”李明指尖抚过鼎身，冰凉的金属上竟传来丝温热，像有脉搏在底下跳动。光鸣虫突然往鼎里投了束光，鼎腹深处映出模糊的人影：十几个穿着长衫的人围着熔炉，有人添柴，有人捶打铁块，最老的那位举着个陶罐，正往铁水里滴红色的液体，嘴里念念有词。
“这是在‘认亲’啊。”馆长感慨道，“鼎认人，人也认鼎，就像咱们现在认光鸣虫一样。”
展区外传来孩子们的笑闹声，小雅正带着社区的孩子们给光鸣虫“喂”新做的雪雕——雕的是座小钟楼，雪砖上插着根红绸带，光鸣虫在绸带上投出光斑，把雪雕和1920年的钟楼老照片重叠在一起，连飞檐上的瑞兽都分毫不差。
“李叔，光鸣虫说这鼎是老祖宗的‘光痕记录仪’！”小雅举着个雪球跑过来，雪球上沾着片光鸣虫留下的翅膜，“它们在鼎里找到了好多故事，有打仗时街坊们把粮食藏在鼎里，还有……”
光鸣虫像是接话，突然让鼎腹里的人影动起来：1937年的冬天，日军进了城，几个年轻人把鼎埋在老槐树下，上面堆着柴火，一个戴眼镜的先生往土里埋了个木盒，光鸣虫说里面是安福里的户籍册；1945年抗战胜利，街坊们把鼎挖出来，发现木盒还在，户籍册被虫蛀了一半，他们就在鼎上补刻了新的名字，说“走了的记着，新来的也记着”；1949年开国大典那天，鼎被抬到胡同口，孩子们围着鼎唱国歌，鼎里的回声震得人耳朵发麻……
“原来每代人都在给光痕添年轮。”李明忽然明白，这尊鼎就是座活的年轮，光绪年间的血是第一圈，抗战时的土是第二圈，1949年的歌声是第三圈，而他们现在经历的一切，正在成为新的一圈。
中午在博物馆的茶室歇脚，老张头拎着个食盒进来，里面是刚蒸好的年糕，光鸣虫在年糕上投出光斑，映出1950年代张奶奶蒸年糕的样子：大铁锅里冒着白汽，她用筷子沾着红颜料，在年糕上点红点，说“这样日子才红火”。现在老张头的孙女正学着点红点，指尖的颜料蹭到脸上，引得大家笑，光鸣虫把两个时空的红点叠在一起，像颗不会灭的星。
“你看这年糕的甜味，”老张头给李明递了块，“跟当年一个样。我娘总说‘手艺会变，滋味不变’，现在才懂，这滋味里藏着的，就是光痕的年轮。”
光鸣虫突然往茶杯里投了串光斑，映出1960年的饥荒岁月：张奶奶把年糕切成薄片，分给邻居家的孩子，自己嚼着红薯干，说“我不饿”；1978年的春节，张奶奶的年糕蒸多了，挨家送，鼎里煮着糖水，街坊们围着鼎吃年糕，说“这才叫过年”；1998年拆迁前，最后一锅年糕是在工地上蒸的，张奶奶已经走了，她的儿媳学着她的样子点红点，鼎就放在旁边，蒸汽腾到鼎上，像给老祖宗鞠躬。
李明咬了口年糕，糯米的甜混着红糖的香在舌尖散开，和记忆里张奶奶做的味道一模一样。他忽然想起陈默说的“时光的刻度”——不是日历上的数字，是年糕的甜味，是鼎上的年轮，是光鸣虫翅膀上的光斑，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自己的日子，活成了可以触摸的温度。
下午，考古队的人来取鼎上的拓片，光鸣虫却不让他们碰，反而往鼎里投了更多光斑，映出些没人见过的画面：有个梳辫子的姑娘在鼎边绣花，绣的是老槐树，针脚里藏着“平安”二字；有个穿军装的小伙子在鼎上刻名字，说“等我回来娶你”，后来再没人见过他；有个刚满月的婴儿被放进鼎里坐了坐，老人说“这样孩子能扎根”，那孩子现在是社区医院的院长，正带着人给老街坊体检……
“这些都是没被记录的刻度。”考古队的队长红着眼圈说，“我们总以为历史是大人物写的，其实啊，老百姓的日子才是最实在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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