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字让不少官员暗自心惊。年均三百五十多万贯的增长,累积十四年近五千万贯,这是实打实的国力提升。虽然平摊到每年似乎不算特别惊人,但趋势本身说明问题。
“此增长从何而来?”沈清韵自问自答,“绝非源于加征赋税。其根本,在于我大夏承平日久,人口日益繁盛,农耕技术稳步提升,境内商贸往来日趋活跃,尤其是自先帝末年开启、于陛下监国及登基后大力推进之海贸,已成岁入增长之重要新源。人口增,则生产多、消费旺;商贸兴,则物流畅、税收丰。此乃国家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亦是国力缓步上升之体现。”
她话锋一转,指向未来:“而如今,北境战事已平,边境防线巩固,外部重大威胁暂息,国内可聚力于建设。海贸航线不断拓展,市舶司税收连年攀升。更为关键者,陛下与皇庄多年试种选育之新式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红薯,其卓越性状已得验证,大规模推广在即。此三者一旦铺开,将极大提升土地产出,养活更多人口,解放更多劳力转向工坊、商贸,进而刺激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故臣可以断言,在未来可预见的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只要朝廷施政得宜,无重大内乱外患,我大夏之岁入增长,非但不会停滞,反而极有可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速!”
铺垫至此,沈清韵点出了核心论点:“国债之本质,简言之,便是‘提前使用未来的财政收入’。朝廷以自身信用为担保,向民间借款,约定未来某个时期偿还本金并支付一定利息。其能否持续、是否安全,关键不在于当下国库有无余钱,而在于‘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长’是否足以覆盖‘未来需要偿还的本金与利息’。只要发行规模与未来增长相匹配,确保偿债能力,国债便是一项安全、可持续的融资工具。它并非‘寅吃卯粮’的竭泽而渔,而是‘春种秋收’的提前投资,将未来确定会增长出来的那部分财富,提前挪用到今天,投入那些能进一步促进未来增长的关键领域,形成良性循环。”
她进一步剖析到,直击传统财政思维的痛点:“或许有同僚会言,朝廷财政,历来讲究‘量入为出’,岂可轻易举债?然请诸位细思,历代朝廷,真有绝对的‘量入为出’吗?非也!每遇国库紧张、入不敷出之时,朝廷无非三种选择:其一,加征赋税,或开征新税,或提高税率,或提前预征。此举直接加重百姓负担,伤及民本,易引发民怨乃至动荡。其二,折支、摊派,以实物或劳役抵扣官员俸禄、兵士粮饷,或以行政命令强行向地方、向富户摊派需索。此亦扰民损信,败坏吏治。其三,也是最劣之选,便是滥铸钱币,以劣质铜钱甚至铁钱、铅钱充斥市场,掠取民间财富。此乃饮鸩止渴,必然导致物价飞涨,货币信用崩溃,经济秩序大乱,前朝末年之惨状,史书斑斑可考!”
沈清韵的声音清冷而有力,回荡在殿中:“相较之下,发行国债,以约定的、公开的利息向民间自愿借款,用以应对国家急需或投资长远项目,是一种远为温和、透明、且可持续的方式。它不强行增加百姓税负,不轻易损耗朝廷货币信用,而是基于对未来的共同信心,建立一个朝廷与民间资本‘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融资通道。朝廷得以预支未来收入解决当下要务,民间资本得以获得高于寻常储蓄的稳定收益,国家得以加速发展,岂非三赢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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