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元一四四年九月十五，那封来自东京洛阳、印着特殊火漆的密旨，如同投入平静水潭的石子，在平安京大夏使节馆深处，激起了隐秘而持久的涟漪。自那一刻起，崔文敏创立的靖安司日本分部，便如同上紧发条的机括，将绝大部分精力与资源，投入到了那项被陛下亲自点名的任务——火炮技术来源调查追踪之中。
崔文敏确定了一个方向：从唐末五代动荡时期，因避祸、逃亡或其它原因东渡日本的“渡来人”群体入手。若真有超越时代的技术资料流出，最有可能的携带者，便是那些拥有一定知识背景、且与唐廷（尤其是可能存在秘密项目的安乐朝）有牵连的渡海者。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平安京的几处秘密据点灯火常明。崔文敏动用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一部分人伪装成学者或古董商人，频繁出入收藏有唐代典籍、文书的寺庙、贵族府邸及官方文库，以研究“渡来文化”或“唐日技术交流史”为名，查阅、抄录相关记载；另一部分人则利用已建立的商业网络和地下渠道，在京都、奈良乃至更远的港口城市，暗中走访那些历史悠久、据传祖上来自大唐的家族、商会，旁敲侧击，探听是否有关于“特殊技艺”、“秘传图纸”或家族中曾出过“奇巧工匠”的传闻。
这是一项繁琐且需要极强耐心与判断力的工作。史料浩如烟海，传闻真伪难辨。但崔文敏及其团队展现出了靖安司应有的专业素养。他们筛选信息，交叉比对，逐渐从纷杂的线索中，梳理出二十几个可能性较高的家族。这些家族东渡日本的时间，大致集中在唐末至五代初期，与假设的技术流出时间窗口吻合。更关键的是，根据零星的记载或口传，这些家族初代渡来者的身份，多与唐代的官员、工匠或皇室存在模糊的关联。
十月初，排查工作首先在平安京及附近的关西地区展开。十余个被列入名单的家族，接受了或明或暗的接触与调查。然而，结果令人失望。这些家族历经百年繁衍，大多已彻底融入日本社会，从事着寻常的商业、手工业或农业，祖上的技艺要么失传，要么演变为普通的家族手艺，如漆器、纺织、建筑等，与火炮这种军国重器毫无瓜葛。到十月初五，关西地区的排查基本结束，初步结论是：这些家族并非目标。
剩下的嫌疑家族，主要集中在九州地区，尤其是博多（福冈县）一带。九州自古便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门户，唐船、宋舶多在此停靠，渡来人定居于此者众。十月初八，崔文敏以“考察九州商贸、增进两国地方交流”为由，向日本朝廷相关衙门报备后，带着几名明面上的随员以及暗中的靖安司人手，离开平安京，南下前往九州。
十月十五，崔文敏抵达博多港。崔文敏并未大张旗鼓，而是低调入住一家与使节馆有联系的商栈。调查很快展开，但九州家族数量更多，分布更散，难度更大。转机出现在一次看似偶然的会面。崔文敏通过本地联络人，宴请了一位常年往来于登州与博多之间、规模颇大的日本海商。席间推杯换盏，谈及两国贸易，崔文敏故作随意地提起，听闻有些海商不光做货物买卖，偶尔也做做“技术图纸”的生意，不知是否属实。
那海商已有几分酒意，闻言笑道：“崔大人消息灵通。确实有这等事，不过不多。大多时候，是贵国的天工院、格物学院刊印些新式农具、织机、水车之类的图样流传过来，我们帮着贩售。偶尔也有些日本这边祖传的工匠技艺，被贵国商人看中买去。都是你情我愿的买卖。”
崔文敏心中一动，追问道：“哦？不知贵商号可曾做过此类生意？”
海商想了想：“家父在世时，似乎做过几桩。不过那都是二三十年前的老黄历了。具体卖的什么，我也不清楚。做这种生意，不会留下图纸副本，账本上最多记个客户和大概银钱数目，免得惹麻烦。”
崔文敏立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实不相瞒，本官对某些古法技艺颇有兴趣，正想寻访收购。若阁下能帮忙联系上当年的卖家，或者提供些线索，本官必有重谢，酬金绝不会让阁下失望。”
在“丰厚报酬”的利诱下，海商答应回去查查旧账。两日后，他带来一本纸张泛黄、字迹潦草的旧账册。崔文敏仔细翻阅着熙平二十年（即二十三年前）前后的记录。账目记载简略，多是“某月某日，收某某银若干，付某某款若干”，客户名称也多以姓氏或商号代称，并无具体交易内容。然而，崔文敏目光如炬，快速扫视间，将账册上出现的几个客户代称，与自己手中那份九州可疑家族名单进行比对。很快，三个名字对上了号。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什么。这些家族本就源出大唐，与大夏进行贸易（包括可能的技术资料交易）再正常不过。但这是调查启动以来，第一次将“技术图纸贸易”与具体家族在时间点上（熙平二十年）联系起来的线索。崔文敏精神一振，决定按图索骥，以这三个家族为优先调查对象，顺序则按他们在账册中出现的频率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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