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这番看似为福王请命、实则暗藏机锋的言论，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瞬间改变了朝堂上刚刚达成的微妙平衡。朱一凡的震怒和孙承宗的求情，更是将这场戏推向了高潮。
就在众臣以为皇帝会严惩周鼎，将这股“歪风”打压下去之时，朱一凡却顺着孙承宗递来的台阶，话锋一转，表现出一种被“说动”但又谨慎的姿态。
他将皮球踢给了内阁和礼部，要求他们商议一个“可行之策”。
这看似是拖延和妥协，实则是朱一凡精心策划的第二步。
他深知，直接下令开放宗室的限制，等文官们反应过来后肯定会引来剧烈反弹，但若是让宗室们自己看到“好处”，主动要求“改革”，那阻力就会小得多。
周鼎的提议，在朱一凡和孙承宗的精密配合下，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诱饵。
很快，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般飞出京城，迅速传遍各地藩王府，以及那些贫穷的连饭都吃不饱的落魄宗室们。
起初，藩王们对福王“自毁长城”的行为唾骂不已，对朝廷可能的进一步索求恐惧万分。
但当他们听说朝廷竟然在“考虑”放宽经商的限制，以换取福王（以及可能效仿者）持续纳税时，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恐惧逐渐被贪婪所取代。
这些被圈禁在封地的龙子龙孙，空有尊贵的身份和庞大的庄园，但却缺乏将资产快速增值的合法渠道。
虽然他们也都私下经营着一些产业，但这样的经营毕竟名不正，言不顺，也不合法，担负的风险太大。
为了经商他们不仅要偷偷摸摸，还会常常被地方官员拿住把柄，层层盘剥，虽然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所获利润大半都被那些贪官们给搜刮走了。
而若能获得合法经商的权力，凭借他们的资本和政治特权，将再无外地的贪官们敢对他们进行勒索，这无疑将是一条攫取巨额财富的康庄大道。
缴纳三成赋税？虽然肉痛，但与可能获得的暴利相比，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
于是，一场奇妙的逆转发生了。
之前还对对朝廷沉默以对的藩王们，此刻仿佛忘记了之前的恐惧和愤怒，纷纷行动起来。
他们或是亲自上疏，或是通过朝中的代言人发声，口径出奇地一致：
“福王忠孝，其情可悯，若因捐输导致奉养母亲有困难，实非朝廷仁孝之本意。”
“陛下圣明，若能体恤宗室，略开商禁，使宗室能自谋生路，既可减轻国库负担，又能使宗室安享富贵，实为德政！”
“恳请陛下恩准福王所请，并推而广之，使天下宗室皆感念天恩！”
一时间，要求放开宗室经商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向京城。
不过他们只提开放商禁，而绝口不提捐输家产和缴纳三成赋税事情，朱一凡也只是当做看不见而已。
藩王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推动“改革”的行列，甚至比朱一凡预想的还要积极。
他们联合起来向朝廷施压，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舆论力量，哪怕文官们想要反抗，可是在面对盘踞在各地藩王们的时候也不免心虚。
似乎朱一凡若不答应，就成了刻薄寡恩、阻碍宗室自强的昏君。
然而，朱一凡的布局远未结束。
就在藩王们为可能到来的“商机”而兴奋不已时，另一股更庞大、也更悲愤的力量，被巧妙地引导和串联起来。
那就是数以万计的底层宗室——那些远离权力核心，连俸禄都常年被拖欠，生活困顿不堪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中尉乃至庶宗们。
他们的爵位被代代递降，很多早已与平民无异，甚至还不如富裕的平民，但是却依然被祖制束缚，不能科举，不能务农，不能经商，不能参军，只能像寄生虫一样等待着那永远也等不到的微薄禄米，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王体乾和杨涟的暗中组织和鼓励下，一份份来自全国各地，由数万名底层宗室联名而书写的“万言书”被快马送抵京师，在又一次早朝上被当众呈上。
这些万言书字字泣血，控诉了宗室制度的腐朽与不公，陈述了他们无以为生的悲惨境况。然后，他们提出了比藩王们更激进、也更彻底的要求：
“伏乞陛下天恩，念在同为太祖血脉，准予我等旁支庶宗，开放所有民生之业！允我等科举入仕，凭才学报效国家；允我等耕种田地，自食其力；允我等经营商铺，缴纳国税；允我等投军入伍，卫我大明疆土！若蒙恩准，我等愿将劳作、经营、俸禄所得之三成，心甘情愿上缴国库，绝无怨言！只求陛下给条活路，使我等不至于辱没祖宗，饿死沟壑！”
这份来自宗室内部最底层的呐喊，其震撼力远超藩王们的奏疏。
它彻底撕开了大明宗室制度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其残酷的内核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
面对底层宗室的强烈要求，哪怕文官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定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串连，可是他们也无力去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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