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文彦后来协助墨州地方官员推行汉化，这与契丹贵族在辽灭亡后隐姓埋名、躲避清算，完全不一样。”
“契丹贵族在辽灭亡后，因为害怕被金、元政权清算，不得不隐姓埋名，改姓换名，汉化是‘被动求生’；而祁国贵族，在圣明平定祁国后，不仅没有被清算，反而得到了圣明的礼遇和任用，他们的汉化是‘主动引领’。占文彦作为祁国末代国王嫡长子，在归附圣明后主动学习汉话、穿汉服、用汉名汉姓。”
朱三省顿了顿，补充道：“根据《墨州志》记载，占桂壬、占文彦父子，在听说圣明朝廷推行省府县乡四级行政体系，将祁国旧地划分为玉盘、正康等五府之后，特地上书表示支持。尤其占文彦，请求前往祁国旧地，劝说祁国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学习华夏礼仪。”
“这种主动放弃自身部族权力、主动融入圣明行政体系的行为，在契丹贵族中是很少见的。契丹贵族即使汉化，也依然试图保留自己的部族利益，比如辽朝的‘蕃汉分治’制度，就保留了契丹族的部族管理模式。”
李小红低头记完笔记，举手提问道：“教授，那祁国上层贵族的汉化，除了占文彦的引领，还有没有其他具体的表现？比如契丹贵族通过科举融入统治阶层，祁国贵族有没有类似的途径？”
“当然有。”
朱三省笑着回答道：“圣明王朝在设立墨州省后，就在当地推行了礼考与科举制度，允许祁国贵族子弟通过礼考完成汉化后，参加童试、乡试等科举考试，进入圣明的官僚体系。”
“比如占文彦的族弟占满意，就在更名为黑曜城的原茶兰城的蒙学堂学习汉字、儒家经典，后来参加乾熙年间的科举，考中举人，被任命为玉盘府通判，专门负责推行汉化政策。”
“还有很多祁国贵族子弟，通过科举、举荐等方式，进入圣明的各级官僚体系，他们不仅自己汉化，还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大力推行汉文化，成为祁国汉化的核心力量。”
“教授，祁国底层百姓的汉化呢？”
刘一鸣追问道：“契丹底层百姓汉化，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和歧视，不得不改姓埋名、与汉人杂居，是一种‘生存策略’。祁国底层百姓的汉化也是这样吗？”
“两者并不一样。祁国底层百姓的汉化是‘主动响应’，而不是‘被动求生’。”
朱三省摇了摇头，缓缓说道：“我们之前说过，祁国百姓本身就仰慕圣明的华夏文明，而且圣明平定祁国后，并没有对底层百姓进行压迫，反而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政策。”
“比如组织百姓修路、修城、疏浚河道、开垦荒地，发放粮种和农具，传授圣明的农耕技术，还在各地兴办蒙学，免费招收祁国百姓子弟，教他们说汉话、写汉字、行汉礼。”
他拿起桌上的一张复刻照片，展示给学生们看。
“这是近年来在墨州黑曜城周边考古发现的蒙学课本遗存，上面是简单的汉字、汉礼规范，还有华夏的农耕知识，都是乾熙年间的遗物。”
“根据考古发现，当时墨州、德州两省，几乎每个乡都有蒙学，祁国百姓子弟纷纷入学，甚至很多年长的百姓，也主动向圣明的官员、军士学习汉话和汉字，因为他们知道，学会这些成为汉民，分到耕地后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王兆刚看着照片，若有所思地说道：“教授，那祁国百姓有没有像契丹人那样，改姓埋名呢？我记得契丹的耶律氏，改为刘、王、李等汉姓，以此躲避歧视。祁国的普埃剌人、霍剌人，有没有类似的改姓行为？”
“有改姓，但目的完全不同。”
朱三省解释道：“契丹人改姓，是为了‘隐瞒族源’，躲避清算和歧视；而祁国百姓改姓，是为了‘融入华夏’，是一种主动的身份认同。”
“根据《圣洲明史·墨州志》记载，乾熙初年，圣明官员鼓励祁国百姓改用汉名、汉姓，普埃剌人、霍剌人的姓氏，大多简化或改为当地常见的汉姓。比如普埃剌人，取‘普’之音以‘付’‘伏’、‘朴’为姓，霍剌人直接以‘霍’为姓，也有很多人改为李、王、张等大姓；还有一些部落首领的后裔，改为‘占’姓。”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而且，祁国百姓的地域融合，也比契丹人更顺利。圣明平定祁国后，组织大量祁国百姓，与圣明的移民、卫所军士杂居，一起垦荒、种地、修路，长期通婚、共同生活。”
“比如考古学家在黑曜城周边的村落发现了乾熙年间的聚落遗址中，既有祁国原有的陶器样式，也有华夏的瓷器、农具，还有混合了祁国土着风俗与华夏礼仪的墓葬。这说明，当时祁国百姓已经和华夏族百姓深度杂居，民族界限逐渐模糊。”
“教授，那有没有拒绝汉化的祁国人呢？”
李小红好奇地问道：“契丹人中有一部分人，始终拒绝汉化，最终消亡在历史长河中。祁国人中，有没有这样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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