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春，河南大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自去年冬末以来，滴雨未下，田里的麦苗早已枯死，赤地千里，尘土飞扬。更致命的是，蝗灾紧随而至，黑压压的蝗虫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哪怕是树皮、草根都被啃食殆尽。开封、商丘、洛阳等州县，饥民遍地，无数百姓因饥饿倒毙街头，尸体无人掩埋，瘟疫的苗头已悄然滋生。
可就在百姓挣扎在生死边缘之际，河南巡抚范景文——这位东林党核心成员，不仅未向上申请赈灾，反而奉东林党高层之命，加派“练饷”。“京营缺饷，需各省协济，河南虽遭灾，却也不能例外！”范景文的告示贴遍河南各州县，差役们如狼似虎，挨家挨户催缴饷银，稍有迟疑便拳脚相加，甚至拆房牵牛。
“官府不管我们死活，还要逼死我们！”“与其饿死，不如反了！”饥民们的愤怒如同干柴遇烈火，瞬间被点燃。此时，李岩昔日在河南训练的乡勇旧部站了出来，为首的是李岩的亲信张彪。他振臂高呼：“兄弟们，跟着我杀进开封，找范景文要粮要活路！”数千饥民纷纷响应，手持锄头、木棍，浩浩荡荡向开封城进发。沿途州县的饥民闻讯，也陆续加入，队伍很快扩充至数万之众。
开封城外，饥民们用简陋的工具撞击城门，高喊着“免粮减税”“处死范景文”的口号。开封守军本就因欠饷士气低落，面对汹涌的饥民，根本无心抵抗。不到半日，开封外城便被攻破，饥民们涌入外城，直奔府衙而去。范景文吓得魂飞魄散，连忙率领亲兵退守内城，紧闭城门，同时加急上书朝廷，请求“派兵3万剿匪，拨付军饷20万两”，将饥民污蔑为“流寇作乱”。
河南民变的急报传入北京，乾清宫内再次陷入紧张。崇祯拿着奏疏，眉头紧锁：“河南乃中原腹地，若失控，义军与陕西李自成呼应，后果不堪设想！”他当即召内阁议事，温体仁率先开口：“陛下，河南民变皆因灾荒与加派练饷所致，民心向背乃根本。若贸然派兵围剿，只会激化矛盾，逼得更多百姓投奔义军。臣以为，应先赈灾安抚民心，再徐图剿匪。”
温体仁随即提出，从国库拨付10万两白银作为赈灾款，派亲信官员前往河南主持赈灾，同时暂停河南练饷征收。可他话音刚落，东林党官员便纷纷反对。“陛下不可！”东林党言官刘鸿训出列道，“如今辽东战事吃紧，多尔衮正率军攻山海关，国库本就空虚，军饷应优先保障辽东。河南流寇不过是乌合之众，派军围剿即可，无需浪费银两赈灾！”
东林党官员纷纷附和，一致主张“先剿匪、后赈灾”，实则是担心赈灾会削弱他们通过练饷掌控京营的计划。温体仁据理力争：“辽东重要，中原更重要！若河南失陷，义军顺势东进，山东、直隶将危在旦夕，届时京畿震动，辽东再稳固也无济于事！”双方争执不下，崇祯一时难以决断。
最终，崇祯采纳了温体仁的赈灾主张，下旨拨付10万两赈灾银，同时命附近明军驰援开封。可他万万没想到，东林党竟暗中运作，以“国库银两分拨需层层核查”为由，将10万两赈灾银扣下7万两，仅拨付3万两送往河南。这3万两白银，经过地方官员的层层克扣，最终真正用到饥民身上的不足万两，根本无济于事。
消息传到崇祯耳中，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这群奸佞，竟敢在赈灾银上动手脚！传旨，严查扣饷官员，从严惩处！”温体仁却上前劝阻：“陛下息怒。如今东林党虽失势，却仍掌控江南税赋，若此时严惩涉事官员，恐引发东林党反扑，导致江南税银彻底断绝。不如先将涉事官员革职，以儆效尤，待日后我们掌控江南税赋，再彻底清算不迟。”
崇祯心中虽怒，却也明白温体仁所言极是。如今大明国库空虚，全靠江南税银勉强支撑，他实在不敢彻底激怒东林党。最终，崇祯只能下旨将扣饷的几名中层官员革职，未再深究。东林党的嚣张气焰，并未受到实质性打击。
陕西西安，李自成的帅府内，李岩正拿着河南的情报，向李自成献策：“闯王，河南大旱蝗灾，百姓苦不堪言，范景文加派练饷引发民变，此乃天赐良机！我们应挥师东进，救援河南饥民。一来可收获民心，扩充队伍；二来可占据河南这块中原腹地，为日后进军北京奠定基础。”
李自成闻言大喜：“军师所言极是！河南乃兵家必争之地，百姓困苦，正是我们招揽人心之时！”当即下令，集结大军，从西安出发，向河南进军。李自成的起义军沿途张贴告示，重申“均田免粮”的口号，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饥民。河南、陕西边境的百姓早已听闻李自成的威名，纷纷放下顾虑，争相归附。等到起义军抵达河南境内时，队伍已从15万扩充至25万，声势浩大。
就在李自成东进之际，夏国使者悄然抵达李自成的军营。使者带来了林瑾的提议：“夏军愿率军攻打山西，牵制明军兵力，义军则主攻河南、山东，双方划定势力范围，互不侵犯，共同打击大明。”李自成与李岩商议后，认为与夏军结盟可减轻自身压力，集中兵力攻略中原，当即同意了这一提议，双方签订秘密协议。夏军随即调动兵力，准备向山西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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