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醒来时，窗玻璃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花。
他躺在宾馆狭窄的单人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蜿蜒的裂缝看了很久。
房间里没有暖气，只有床头那个老式电暖器发出暗红的光，像一只疲惫的眼睛。
莫斯科的冷是种渗透骨头的冷，和东北的干冷不一样——这里的冷带着湿气，能钻进被窝里，黏在皮肤上。
手机在枕边震动了一下。伊万摸过来，屏幕的蓝光在昏暗里显得刺眼。是安德烈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八点，老地方。”
老地方指的是红场旁边那家“国家咖啡馆”。
伊万看了眼时间——六点四十。他坐起身，被子滑落时带起一阵寒意。
地板上摊着几份文件，是昨晚他研究到半夜的木材厂资料。
哈巴罗夫斯克郊外那个废弃的木材厂，占地七公顷，有两栋砖混结构的主厂房，一座水塔，还有五公里自备铁路专线连接西伯利亚大铁路。
苏联时代这里曾为远东建设供应过枕木和建材，九十年代初就停产了。
厂区现在只剩下六个看门的老工人，每月领着一笔勉强糊口的退休金。
资料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厂房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大半，房顶长着枯草，铁轨埋在积雪里。
但伊万看到的不是破败——他看到的是那条铁路专线，看到的是厂房里那些还能用的天车和锯床，看到的是厂区后面那片广袤的森林砍伐权。
陈望在电话里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买厂，是买通道。一条从苏联腹地通向中国，再通向世界的通道。
伊万下床，赤脚踩在地板上。凉意从脚底直冲头顶，让他彻底清醒了。
他走到窗边，用手指抹开一片冰花。窗外，莫斯科的清晨正在缓慢苏醒。
街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晕在雪地上铺开。
有早起的老太太裹着厚重的毛毯式大衣，拎着网兜去排队买面包。
更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沉默矗立。
这个国家正在沉睡，或者说，正在一场漫长的冬眠中等待春天。
而他们这些人，要做的就是在冰雪融化前，悄悄埋下种子。
同一时刻，哈尔滨的天已经大亮。
孙卫东站在厂区门口的宣传栏前，手里捏着刚打印出来的促销方案。
纸还是热的，带着打印机的余温。他看着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和预算表，忽然觉得有点陌生。
这套方案是他熬了两个通宵做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测算。
按照沈墨的要求，他列出了所有可能的风险点，附上了应对预案，甚至还做了三种不同预算的版本——最低、适中、最优。
但沈墨还是没批。
“理由呢？”孙卫东昨晚在电话里问，声音压着火。
“理由是你的核心逻辑有问题。”沈墨在电话那头很冷静，“你想在省城十二所高校同时搞‘冰岚音乐节’，预算八万。但你的风险评估里只写了‘天气因素’和‘学生参与度’，没有写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针对性措施。可口可乐在省城的校园渠道深耕三年了，他们会眼睁睁看着你搞活动？”
“那就打！”孙卫东嗓门高了，“他们搞他们的，我们搞我们的，看谁搞得过谁！”
“孙总，”沈墨的声音依旧平稳，“企业竞争不是街头打架。我们要算投入产出比，要评估风险收益。八万块钱不是小数目，如果活动效果不达预期，这笔损失谁来承担？”
电话挂断后，孙卫东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夜。他看着墙上的中国地图，那些用红笔圈出来的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每一个圈都是一场硬仗。而他现在，连出战的资格都要别人审批。
晨风吹过来，带着松花江特有的水腥味。孙卫东把方案折好塞进口袋，转身往办公楼走。经过车间时，他听见里面机器轰鸣的声音，像某种沉重的喘息。工人们穿着蓝色工装在流水线旁忙碌，一瓶瓶“冰岚”茶饮料从灌装线上下来，贴上标签，装箱，堆成整齐的方块。
这些产品会运往全国各地，会摆在商店的货架上，会被人买走，喝掉，然后瓶子被回收，融化，再变成新的瓶子。这个过程简单、直接、有效。可为什么到了市场推广这儿，就变得这么复杂？
孙卫东推开沈墨办公室的门时，后者正在接电话。沈墨抬手示意他稍等，对着话筒说：“……对，财务报表要按照国际准则调整，折旧方法需要重新评估……好，下周一会前给我。”
挂断电话，沈墨看向孙卫东：“孙总，这么早。”
“不早不行。”孙卫东拉过椅子坐下，从口袋里掏出那份折得方方正正的方案，放在桌上，“沈总，我就问一句——这活动，到底能不能搞？”
沈墨没有马上回答。他拿起方案，翻开，目光在纸面上快速移动。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他额前的碎发上，那些发丝在光里呈现出透明的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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